就在去年金融系統崩潰、成千上萬的投資者損失巨額財富的時候﹐一位投資者卻出人意料地狠撈了一筆。他就是紐約的對沖基金管理人約翰•鮑爾森(John Paulson)。
通過做空樓市和大型金融企業﹐他的公司在2007年到2009年年初之間賺了200億美元。鮑爾森個人所得算下來接近40億美元﹐平均每天超過一千萬。這比羅琳(J.K. Rowling﹐《哈利波特》作者)、溫弗萊(Oprah Winfrey﹐著名脫口秀主持人)和伍茲(Tiger Woods﹐著名高爾夫球手)三個人2007年收入的總和還要多。
鮑爾森是怎樣辦到的?2006年﹐鮑爾森相信樓市即將崩潰﹐拿出超過10億美元的資金﹐購買以高風險抵押貸款產品為標的的套保產品。樓市崩潰、抵押貸款大幅貶值的時候﹐鮑爾森的套保產品瘋狂升值。這一年﹐他的一只基金漲了超過500%。2008年﹐他做空了金融股﹐當金融企業紛紛倒下的時候﹐他又賺了。
他的成功之中﹐有沒有普通投資者可以學習的投資技巧?有的。當然這些技巧不能保證成功﹐但鮑爾森和其他一些投資者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確實給那些願與華爾街專業人士一決高下的人帶來了鼓舞。
鮑爾森這筆200億美元的史上最賺投資之中﹐有8條投資經驗可供借鑒:
1、專家所言﹐不可全信
2007年和2008年樓市崩潰、股市狂跌的時候﹐很多投資者都“虧大了”﹐但誰也沒有那些深陷不良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虧得多。而創造這些投資產品的﹐正是這批銀行家。就在鮑爾森和其他人做空這些投資產品的時候﹐華爾街的資深分析師們還信誓旦旦地為其安全性打包票。
經驗:華爾街推出“不容錯過”的新產品時﹐留個心眼。
2、泡沫等於麻煩
一些理論派的人士說﹐金融市場的有效性提高了。但從樓市、能源、科技到亞洲貨幣﹐近幾年的一連串金融泡沫說明﹐市場正變得越來越容易失去方向﹐越來越容易跑過頭。今天﹐大大小小的投資者都看同樣的文章﹐看同樣的商業電視節目﹐追捧同樣的熱門投資秘訣。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同時擠向一個門口。
經驗:留條退路﹐也要留出現金預防市場重挫。
3、關注債市﹐發現問題
很多投資者跟蹤股市的漲跌﹐對債券市場的起伏卻只有模糊的瞭解。這是不行的。從過去的情況看﹐問題的萌芽都出現在很少有人關注的複雜市場﹐比如次級抵押貸款債券市場。這些問題最後整垮了樓市和股市﹐也整垮了整個經濟。鮑爾森和他的團隊準確地預測到了這一排多米諾骨牌的倒下。
經驗:債市對問題的預測能力強過股市。
4、掌握新的投資品種
鮑爾森通過買進信貸違約掉期(CDS)這種為債務提供擔保的衍生品﹐獲得了巨額利潤。當高風險的抵押貸款債券重挫的時候﹐鮑爾森這些套保產品的價格大幅上升。但很多專業人士對CDS合約缺乏瞭解﹐或者是懶得去學習這種相對較新的投資品種。
鮑爾森及其團隊當時對CDS合約一點經驗也沒有﹐但他們花了時間去瞭解。
經驗:學習各種新推出的交易所買賣基金﹐其中一部分可以在投資組合中起到寶貴的作用。
5、用好套保產品
一些投資者曾擔心樓市崩潰﹐但很少有人為此採取應對措施﹐儘管當時CDS等套保產品都在賣白菜價。價外看跌期權(一種只有在市場重挫時才會得到回報的期權)當時的價格也很合理。便宜歸便宜﹐但很多專業投資者還是忽略了套保產品。
經驗:不要低估看跌期權這些“安全網”的價值。
6、經驗就是財富
危機中的一些最大贏家已人到中年﹐有人覺得這些人早已風華不再。但他們經歷過以往的市場低迷﹐而一些銀行家只識繁華﹐在危機到來時措手不及。
經驗:以古通今﹐利莫大焉。
7、不要一條道走到黑
2009年年初﹐鮑爾森認定﹐他在2008年做空的銀行與金融公司已經改善了資產負債表﹐因此更加看好這些公司﹐於是在今年又賺了錢。
經驗:最成功的投資也不會永遠成功。
8、運氣也重要
2006年年初﹐鮑爾森確定樓市出現問題﹐並準備從即將到來的下跌中獲利。但一些樓市專業投資者此前已經確定房地產市場估值過高﹐其他人據此做空了樓市﹐但無法繼續容忍這樣做造成的損失。鮑爾森建立這筆歷史性的頭寸後幾個月﹐美國房價就開始往下掉了。
經驗:不要在任何一邊下注太重﹐哪怕看起來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2009年11月23日 星期一
如何在投資時避免過度自信?
改什麼都容易﹐改變思維定勢難。
當你確定黃金對於對沖通貨膨脹是一種不錯的產品﹐突然之間﹐各種預示將來金價上漲的消息源源不斷。而當你相信股價的上漲將沖擊其他資產﹐你所能夠聽到的﹐全都是債券、商品市場將慘遭血洗的警告之聲。
說白了﹐你的頭腦就像是一個惟命是從的人﹐不管你願意相信什麼﹐他一概唯唯喏喏。心理學家把這種精神幽靈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最近一項針對近8000人進行的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更可能尋求對已知信息的確認﹐這種可能性是考慮相反證據的兩倍。
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利林菲爾德(Scott Lilienfeld)表示﹐在精神上﹐人人都是懶漢。把注意力集中在支持我們假設的材料上﹐相比尋找可能證明假設有誤的證據﹐要容易得多。
人們也很容易不講道理地找各種借口。利林菲爾德說﹐我們都很擅長於編造事後的解釋﹐來為自己預測的落空開脫。我們說﹐失敗是因為就差一點點﹐“要是X出現了﹐股市也就漲了”﹔“要是沒有這種意外﹐我百分之九十九都說中了”。
瞭解得越多﹐你就越相信自己正確。雖然材料越多越讓人感到自信﹐但人們的預測卻不能夠因此而變得更加準確。每一個新的事實都讓你更加傾向於尋找其他相似的事實﹐從而降低了材料的多樣性。
確認偏誤也會對專業投資者的思維造成影響。Longleaf基金管理者、價值投資型公司Southeastern Asset Management總裁蓋茨(Staley Cates)表示﹐我們犯過大量像這樣的錯誤。只要虛心﹐很多心理陷阱都可以得到克服﹐但對於確認偏誤這個陷阱﹐虛心也沒用。蓋茨說﹐Longleaf基金堅持投資於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的時間就過於漫長﹐注意到產品的改善和成本的削減﹐卻對沒有政府救助它可能就活不下去的事實視而不見。
怎樣克服確認偏誤?
研究公司Applied Research Associates的心理學家克萊因(Gary Klein)建議﹐先假想在“預見未來”時看到自己投資失敗﹐然後找到為什麼會失敗的最有說服力的理由。這種練習可以幫助你意識到﹐你所相信的東西可能並沒有你想的那麼有根據﹐所以Davis基金的戴維斯(Christopher Davis)已經把它整合進自己的價值投資型公司的研究流程。
估計一下自己的分析出現失誤的可能性。如果承認出現不良結果的可能性是20%﹐那麼就是說﹐事實將證明你每五次有一次出錯。這樣﹐如果投資確實出現失誤﹐你一個勁地做事後分析、證明自己仍然正確的可能性就要低一些。投資管理公司Legg Mason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投資策略師莫布森(Michael Mauboussin)說﹐這樣一道程序為承認失誤提供了一種“心理撥備”。
與真實的投資組合一起﹐運營一個假想的投資組合。在這個假想的組合中﹐你可以由著自己的意願買賣﹐不會給你的財富帶來風險。看看相比實際的投資﹐這個組合是賺了還是虧了?蓋茨說﹐Southeastern Asset Management公司要求每一位分析師和投資經理都運營一個紙面上的投資組合﹐如果紙面頭寸和公司真實頭寸出現差異﹐就要找出其中的原因。蓋茨說﹐這有助於我們瞭解大家的真實想法。
在買進之前﹐看有什麼事情會讓你想賣出﹐用筆頭記下來。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那麼在你所記下的白紙黑字面前﹐你就不那麼容易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或者假裝事不關已﹐高高掛起。
蓋茨、戴維斯和莫布森參與管理的基金在去年經歷了深度下跌﹐原因是他們在表明自己可能出現了失誤的證據面前﹐還堅持投資於股市。他們都說﹐與確認偏誤的鬥爭永無止境。但如果你不去克服頭腦中的這個幽靈﹐要在市場中取勝﹐連一絲機會也沒有。
當你確定黃金對於對沖通貨膨脹是一種不錯的產品﹐突然之間﹐各種預示將來金價上漲的消息源源不斷。而當你相信股價的上漲將沖擊其他資產﹐你所能夠聽到的﹐全都是債券、商品市場將慘遭血洗的警告之聲。
說白了﹐你的頭腦就像是一個惟命是從的人﹐不管你願意相信什麼﹐他一概唯唯喏喏。心理學家把這種精神幽靈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最近一項針對近8000人進行的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更可能尋求對已知信息的確認﹐這種可能性是考慮相反證據的兩倍。
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利林菲爾德(Scott Lilienfeld)表示﹐在精神上﹐人人都是懶漢。把注意力集中在支持我們假設的材料上﹐相比尋找可能證明假設有誤的證據﹐要容易得多。
人們也很容易不講道理地找各種借口。利林菲爾德說﹐我們都很擅長於編造事後的解釋﹐來為自己預測的落空開脫。我們說﹐失敗是因為就差一點點﹐“要是X出現了﹐股市也就漲了”﹔“要是沒有這種意外﹐我百分之九十九都說中了”。
瞭解得越多﹐你就越相信自己正確。雖然材料越多越讓人感到自信﹐但人們的預測卻不能夠因此而變得更加準確。每一個新的事實都讓你更加傾向於尋找其他相似的事實﹐從而降低了材料的多樣性。
確認偏誤也會對專業投資者的思維造成影響。Longleaf基金管理者、價值投資型公司Southeastern Asset Management總裁蓋茨(Staley Cates)表示﹐我們犯過大量像這樣的錯誤。只要虛心﹐很多心理陷阱都可以得到克服﹐但對於確認偏誤這個陷阱﹐虛心也沒用。蓋茨說﹐Longleaf基金堅持投資於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的時間就過於漫長﹐注意到產品的改善和成本的削減﹐卻對沒有政府救助它可能就活不下去的事實視而不見。
怎樣克服確認偏誤?
研究公司Applied Research Associates的心理學家克萊因(Gary Klein)建議﹐先假想在“預見未來”時看到自己投資失敗﹐然後找到為什麼會失敗的最有說服力的理由。這種練習可以幫助你意識到﹐你所相信的東西可能並沒有你想的那麼有根據﹐所以Davis基金的戴維斯(Christopher Davis)已經把它整合進自己的價值投資型公司的研究流程。
估計一下自己的分析出現失誤的可能性。如果承認出現不良結果的可能性是20%﹐那麼就是說﹐事實將證明你每五次有一次出錯。這樣﹐如果投資確實出現失誤﹐你一個勁地做事後分析、證明自己仍然正確的可能性就要低一些。投資管理公司Legg Mason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投資策略師莫布森(Michael Mauboussin)說﹐這樣一道程序為承認失誤提供了一種“心理撥備”。
與真實的投資組合一起﹐運營一個假想的投資組合。在這個假想的組合中﹐你可以由著自己的意願買賣﹐不會給你的財富帶來風險。看看相比實際的投資﹐這個組合是賺了還是虧了?蓋茨說﹐Southeastern Asset Management公司要求每一位分析師和投資經理都運營一個紙面上的投資組合﹐如果紙面頭寸和公司真實頭寸出現差異﹐就要找出其中的原因。蓋茨說﹐這有助於我們瞭解大家的真實想法。
在買進之前﹐看有什麼事情會讓你想賣出﹐用筆頭記下來。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那麼在你所記下的白紙黑字面前﹐你就不那麼容易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或者假裝事不關已﹐高高掛起。
蓋茨、戴維斯和莫布森參與管理的基金在去年經歷了深度下跌﹐原因是他們在表明自己可能出現了失誤的證據面前﹐還堅持投資於股市。他們都說﹐與確認偏誤的鬥爭永無止境。但如果你不去克服頭腦中的這個幽靈﹐要在市場中取勝﹐連一絲機會也沒有。
2009年9月27日 星期日
巴菲特論股票市場
文: 老巴,譯: Barrons
巴菲特一般很少公開談論股票市場的總體價格水準。但是,在1999年他卻破例在《財富》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巴菲特論股票市場》的文章,對互聯網泡沫作出了提醒。2001年12月10日,巴菲特再次在《財富》上發表同樣題為《巴菲特論股票市場》的文章,並對自己1999年的文章作了進一步補充。本文是我自己翻譯的。
巴菲特論股票市場
我上一次談及這個話題是在1999年。當時我把過去的34年分成2個17年的週期,這兩個週期驚人的對稱,分別對應的是股票市場的荒年與豐年。先看第一個週期。你可以看出,在17年裡道鐘斯指數剛好增長了0.1%。
• 道鐘斯工業指數
1964年12月31日: 874.12
1981年12月31日: 875.00
下面是第二個週期。這一週期標誌著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牛市。這一牛市在我上次提出這一想法的時候已經接近尾聲。(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
• 道鐘斯工業指數
1981年12月31日: 875.00
1998年12月31日: 9181.43
你不能用GN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差別來解釋這兩個週期裡股市的背離。在第一個週期,雖然股市慘澹,但是GNP增速是後一個週期的兩倍。
• GNP增加
1964-1981: 373%
1981-1998: 177%
那麼什麼才是解釋?我認為股票市場在兩個週期裡截然相反的變化是由兩個重要的經濟變數的重大改變所引起。同時,一種相關的心理上的力量也對市場變化最終發生作用。
讓我再次提醒你“投資”的定義。這個定義雖然簡單,但是常常被忘記。投資是今天花錢,明天收到更多的錢。
這就觸及了在兩個週期裡影響了股價的第一個經濟變數——利率。在經濟學上,利率的作用就好像是物質世界的重力。在所有時候,在所有市場,在世界所有地方,利率的微小變化會改變所有金融資產的價值。這你在債券價格的波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但是,這條規律也適用於農田、石油儲量、股票和任何其他的金融資產。而且,對價值的影響可以是巨大的。如果利率是13%,以當前價值計算,你從投資中獲得的未來收益將比不上利率是4%時候的未來收益。
下面就是在34年的時期裡幾個關鍵日期的利率。在上半個時期利率急劇升高——這對投資者不利。在下半個時期利率急劇下降——這對投資者是福音。
• 長期政府債券利率
Dec. 31, 1964: 4.20%
Dec. 31, 1981: 13.65%
Dec. 31, 1998: 5.09%
另外一個重要的經濟變數就是投資者預期從投資的公司中將獲得多少回報。在第一個週期,由於公司盈利不佳,這個預期急劇下降。但是在80年代初,美聯儲主席Paul Volcker強有力的經濟措施實際上把企業盈利能力推高到了30年代以來前所未見的高度。
關鍵在於,在第一個週期,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喪失了信心。他們展望未來,相信未來將被兩個負面因素困擾。首先,他們不看好企業盈利。其次,高利率盛行讓他們把企業可憐的盈利又進一步打了折扣。這兩個因素作用在一起,導致了1964-1981年股票市場的滯脹。雖然在這個時期GNP有了很大的增長。這個國家的實業在增長,但是投資者對這些實業的估值在萎縮。
而這兩個因素的逆轉則創造了一個低GNP增長伴隨著股市興旺的時期。首先,盈利能力大大提高。其次,利率大降,使未來盈利更加有價值。這兩個現象都是大牛市的真實而強大的刺激。我提到的一個心理因素也恰巧起了作用:投機交易爆炸性增長。這僅僅是由於人們看到了市場的行動。後面,我們會對這種股票市場上危險的週期性疾病作病理分析。
兩年前,我認為有利的基本趨勢已經走到了盡頭。市場要從當時的位置急劇上升,長期利率必須進一步下降(這總是有可能的),或者,企業盈利能力要有重大改善(這在當時看起來非常不太可能)。如果你看一下50年來企業稅後盈利占GDP的比例圖,就會發現這個比例一般在4%,比如1981年這樣的差年景,到6.5%左右。這個比例超過6.5%很少見。在盈利非常好的1999年和2000年,這個比例低於6%,而今年可能會低於5%以下。
你已經有了我對兩個截然不同的17年週期的解釋。問題是,股票市場的過去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告訴我們股市的未來?
為了啟發答案,我先回顧一下20世紀。眾所周知,這個世紀確實是美國的世紀。我們有汽車的出現,我們有飛機,我們有無線電、電視和電腦。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期。確實,按美元計,美國人均產出的實際增長(沒有通貨膨脹的影響)達到了驚人的702%。
當然,這個世紀也包括了一些艱難的年份,比如大蕭條的1929-1933年。但是,一個一個10年的看美國的人均GNP,你會發現一個令人吃驚的現象: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本世紀保持了一致的進步。你可能會想,美國的經濟價值,至少用美國的證券市場來衡量,也會以相當一致的節奏增長。
美國從未停止增長
在20世紀早期美國人均GNP的增長較慢。但是如果你把美國看作一個股票,總體而言,它應該是快速成長股。
年份 20世紀人均GNP增長(不變美元)
1900-10 29%
1910-20 1%
1920-30 13%
1930-40 21%
1940-50 50%
1950-60 18%
1960-70 33%
1970-80 24%
1980-90 24%
1990-2000 24%
但是,並不是這樣。從我們之前對1964-1981期間的研究可以知道,在那段時期,經濟與股市這兩者的對應被完全打破了。但是,整個世紀也是這樣的。在開始的時候,比如1900年到1920年,這個國家在突飛猛進,爆炸性的擴展對電力、汽車、電話的應用。但是,股票市場幾乎沒動,只錄得了0.4%的年度增長。這和1964-1981年間的停滯很相似。
• 道鐘斯工業指數
1899年12月31日: 66.08
1920年12月31日: 71.95
在下一個階段,我們有20年代的市場繁榮。道鐘斯工業指數增長了430%,在1929年9月達到了381點。之後的19年,整整19年後,道鐘斯工業指數在177點,只有開始時的一半。但是40年代美國人均GDP增長50%,是20世紀增長最快的10年。下面的17年,股票終於開始上漲,有了5比1的增長。然後就是我們開始討論的兩個週期:1964年到1981年的滯脹;以及1981到20世紀末的大牛市。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有3個長期的巨大的牛市,歷時44年,期間道鐘斯工業指數增長了一萬一千點。我們也有3個滯脹時期,歷時56年。在這56年中,美國經歷了重大的經濟進步,但是道鐘斯工業指數卻實際上掉了292點。
怎麼會這樣呢?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每個人都集中精力掙錢,卻怎麼會有3個長期而痛苦的滯脹時期呢?在這期間,除了分紅,股票市場會讓你虧錢。答案就在於投資者反復犯的錯誤,在於我在前面提到的一種心理因素:人們習慣性的被後視鏡所誤導,尤其是剛剛過去的情況。
這個世紀的第一個階段就是這種短視的鮮明體現。 在這個世紀的頭20年,股票的股息率一般超過高等級債券的利息。這種關係現在看起來很奇怪,在那是卻幾乎就是公理。當時的觀念是:眾所周知,股票風險更高,除非獲得更高回報,為什麼要買股票呢?
然後,就有了一本1924年的書。這本書很薄,一開始毫無徵兆,但卻註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了股票市場。這本書的作者是愛德格•勞倫斯•史密斯。書名叫做《普通股作為長期投資》。這本書記錄了史密斯在截止到1922年的56年間對證券價格變化所作的研究。史密斯的研究始於一個假設:股票在通貨膨脹時期表現更好;債券在通貨緊縮時期表現更佳。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假設。
但是,考慮一下這本書的第一句話:“這本書是對一個失敗的記錄——失敗在於事實無法支持一個預先想好的理論。”史密斯接著說道:“但是,所收集的事實看起來值得進一步研究。如果這些實事無法證明我們希望證實的東西,那麼讓這些事實帶領我們,看看他們會帶給我們什麼。”
史密斯是一個聰明的人。他做了世界上最難的事情。達爾文曾經說過,無論何時,當他找到一個與他珍視的結論所相反的事情時,他有義務在30分鐘內寫下新的發現。否則,他的頭腦就會像身體排斥移植器官一樣拒絕不一致的資訊。人類本能的趨勢就是堅守自己所相信的東西,尤其是剛剛被證明的最近的經歷。這一我們自身的缺陷造成了長久的牛市和長期的滯脹。
為了說明愛德格•勞倫斯•史密斯的發現,我在此引用傳奇的思想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原話。在1925年,經濟學家凱恩斯評論了這本書,因此讓這本書出名。在評論中,凱恩斯寫道“史密斯先生最重要的一點,肯定也是最具創新的一點,可能就是:管理良好的工業企業一般不把所有盈利分發給股東。如果不是所有時候,至少在好的年景,企業會保留一部分盈利然後再投回到業務中去。因此這就有了複利的成分(凱恩斯加注斜體)運營支持良好的工業投資。”
就這麼簡單。這其實都不是什麼新聞。人們當然知道公司不會付出100%的盈利。但是,人們從來沒想過這一點意味著什麼。但是,史密斯先生卻說“為什麼股票一般表現超過債券?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公司存留盈利,這些存留盈利將產生更多的盈利和分紅。”
這一發現點燃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牛市。投資者被史密斯的見解所激發,紛紛投入股市,並預期雙重回報:不僅有高於債券收益率的股息率,而且有增長。對於美國公眾來說,這一新的理解就像火的發現一樣。
但是不久這些公眾就被火灼傷了。股價被推高,首先使股息率低於債券收益率,最終,高漲的股價使股息率遠低於債券收益率。下面發生的事情將會讓讀者很熟悉:股價上漲如此之快,以至於股價上漲成了人們湧入股市的主要動力。少數人在1925年由於正確的原因購買了股票。而多數人在1929年由於錯誤的原因購買了股票。
在1925年的書評裡,凱恩斯敏銳的預見到了這種股市不正常的現象。他寫道:“這是危險的。除非能夠從過去的經歷中找出廣義的原因,基於過去的經歷而對未來所作的歸納推理是危險的。”凱恩斯說,如果你無法從過去的經歷中找到廣義的原因,你就可能陷入預期的陷阱。在這種情況下,對未來的預期只有在各種條件與過去完全一樣時才能實現。這種特殊的條件就指的是史密斯對股票市場半個世紀的研究所發現的股息率高於債券收益率的事實。
投資者在20年代作出了巨大的誤判,此後這種誤判又以不同形式重複了很多次。公眾對20年代股票市場的瘋狂一直心有餘悸,直到1948年。此時,這個國家的內在價值遠超過之前的20年。股息率是債券收益率的2倍多。但是,股價卻不到1929年峰值的一半。造成史密斯的神奇的結果的條件重新出現了,而且廣泛存在。但是,投資者對這一切視而不見。他們已經被30年代早期可怕的股市嚇得呆若木雞,對痛苦唯恐躲避不及。
不要認為小投資者才過多的看後視鏡。讓我們看看專業管理的退休基金在近幾十年的表現。在1971年,那時股市高漲,退休基金經理感覺良好。他們把90%的淨現金流投入了股市,在當時是創紀錄的投入。但是,幾年後市場大跌,股價變得非常便宜。退休基金經理又作了什麼呢?他們停止買股票,因為股票變得便宜了。
• 私人退休基金
現金流投入股票的百分比
1971: 91% (創紀錄的高點)
1974: 13%
這種事我從來都難以理解。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我餘下的這輩子都會買漢堡。當漢堡降價時,我們高興之極。當漢堡漲價時,我們痛哭流涕。對大多數人來說,在生活中買任何東西都是這樣的,除了股票。當股價下跌時同樣的錢可以買更多股票,但人們卻不喜歡這樣了。
當退休基金經理也這麼做時,這種行為就更加難以理解。他們比任何投資者都有更長的投資期。他們的基金明天不需要錢,明年也不需要錢,甚至下個10年也不需要錢。所以他們有完全的自由放鬆心情。由於他們不是在運營自己的錢,貪婪不應該使他們的決策扭曲。他們應該只想著什麼是最合理的。但是他們的表現卻像業餘投資者一樣(但是他們卻是拿錢的,好像他們有著特殊的專業技能)。
1979年,當我感覺股票非常便宜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寫道“退休基金經理仍把眼睛盯在後視鏡上作投資決策。這種‘依據上一場戰爭而打仗的將軍’式的投資方式在過去被證明代價巨大,這次也將被證明代價巨大。”這是因為“股票現在的價位應該產生遠遠超過債券的長期投資回報。”
考慮一下1972年的情況。當退休基金經理還在買股票時,道鐘斯工業指數在年底達到了1020點,而淨資產為625,淨資產回報率為11%。6年後,道鐘斯便宜了20%,而淨資產增長了接近40%,淨資產回報率為13%。當時我寫道:“股票在1978年確實很便宜,退休基金經理們卻不願意買。而在1972年當股票很貴時,基金經理卻以創紀錄的方式購買。”
當我寫這篇文章時,公司債券的收益率為9.5%。所以我問了一個很明顯的問題:“1999年到期的收益率9.5%的20年期優質美國公司債券能超過以淨資產價格購買,而淨資產收益率為13%的類似道鐘斯指數的一類公司嗎?”這個問題不言自明。
如果你讀了我1979年的文章,你會受損失。你怎麼會在接下來的3年受損失呢?我並不擅長預測短期股市變化,現在也不擅長。我從來不知道股票市場在未來6個月,或者1年,甚至2年走勢如何,
但是,我認為預見到長期將會發生什麼很容易。本•格雷厄姆告訴過我們為什麼:“短期內股票市場是一個投票機器。長期來講,股票市場是一個稱重機器。”恐懼與貪婪在投票時起重要的作用,但在“稱”上卻毫無作用。
依照我的思路,以下的事實並不難解釋。在20年的時間裡一個收益率9.5%的債券無法比得過這種稱作道鐘斯的“偽裝債券”。這種債券利息13%,而你可以在面值以下購買,也就是低於淨資產購買。
讓我解釋一下我所說的“偽裝債券”的意思。眾所周知,一般的債券有一定的到期時間和一系列的小的債息。比如一個債息率為6%的債券每6個月發3%的債息。
而股票則與之相反,是對某一公司未來收益所有權的金融工具。這種收益也許是股息、股票回購、公司被賣掉或者清算。這些付款實際上就是“債息”。隨著股東的變化,收取債息的所有人會變。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公司的所有人的財務收益決定於這些“債息”的多少和時機。投資分析完全就是估計這些“債息”的多少和時機。
現在,估計個別股票的“債息”多少非常困難。但是,估計幾組股票的“債息”容易一些。前面我提到,在1978年,道鐘斯工業股票平均淨資產850美金,淨資產回報率13%。這13%只能是參考,而不是保證。但是,如果你願意投資一段時間股票,你實際上是在買債券。而且購買價格在1979年很少超過面值。本金價值891美金,債券利息很有可能是本金的13%。
這樣怎麼能不比9.5%的債券好?從那個起始點,股票的長期業績一定會超越債券。巧的是,這在我商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對的。但是,就像凱恩斯告誡我們的那樣,股票的優勢不是必然的。只有當一定條件滿足時,股票才擁有優勢。
讓我再展示給你退休基金的羊群效應思維方式的另外一點。這一點恐怕由於管理這些基金的人的一點自身私利而得到了加強。下面的表格是四家著名的公司,他們非常典型。表格裡是他們所用的退休基金資產的預期回報。這些回報用來計算每年退休基金的費用(或收入)。
多變的觀點
退休基金預期回報
1975 1982 2000
Exxon 7.0% 7.8% 9.5%
General Electric 6.0% 7.5% 9.5%
General Motors 6.0% 7.0% 10.0%
IBM 4.8% 5.5% 10.0%
長期政府債券收益率 8.0% 10.4% 5.5%
公司所用的退休基金的預期回報越高,公司報的盈利也就越高。這就是退休金會計的方式。為了簡化討論,就按我說的理解。
這個表格1975年的退休基金回報預期比較謹慎:Exxon是7%,GE和GM是6%,IBM低於5%。奇怪的事情在於,投資者可以購買不可贖回的長期政府債券而獲得8%的回報。換句話說,這些公司可以把所有退休基金組合都換成8%回報的無風險的債券,而他們卻仍然用了低的預期回報假設。到了1982年,你可以看出他們把預期回報提高了一點,達到了大約7%左右。而此時,你可以購買長期政府債券而獲得10.4%的回報。你實際上可以通過購買被稱為“Strip”的金融工具而獲得10.4%的再投資收益保證,從而鎖定10.4%的收益幾十年。實際上,你的傻侄子也能管理這些退休基金並獲得高於公司所用的投資假設的回報。
到底為什麼政府債券的回報接近10.5%,但是公司卻假設7.5%的回報呢?答案還在於後視鏡:投資者經歷了70年代早期股市繁榮之後的崩潰,仍然心有餘悸,在考慮回報率時就用了過時的思維。他們無法做出必須的心態調整。
讓我們看2000年,當時政府債券的回報為5.4%。這4個公司的年報裡有關退休基金回報的預期是多少呢?他們用的假設是9.5%,甚至是10%。
我喜歡打賭。我願意與這4個公司中的任何一個的CFO或者精算師或審計師作一個大的賭注。我打賭在未來15年他們的平均回報達不到他們假設的水準。只看一下數學就行。一個退休基金組合非常有可能三分之一是債券。為了保守起見,這些債券有著不同的到期日。而這些債券的回報不會超過5%。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股票要有超過11%的回報才能保證整體投資組合有超過9.5%的回報。這可是非常勇敢的假設,尤其是一般的投資基金還會有大量的投資費用。
勇敢的假設卻可以給公司的盈虧底線創造奇跡。運用表格裡最右邊一列的預期回報數字,公司報告了非常高的盈利,遠高於當他們用低的預期回報時的盈利。當然,這對設定預期回報率的人是有利的。在這場遊戲中,精算師對未來的投資回報並無特別的認識。但是他們知道客戶希望高的投資預期回報。而一個高興的客戶還會持續是客戶。
我們是在談論大的數字嗎?讓我們看看GE(通用電氣),這個國家最有價值,最受尊敬的公司。我自己就是一個通用電氣的崇拜者。幾十年來,GE一直把退休基金管理的非常好。他們對回報的預期也是和一般的值相近。我舉這個例子只不過是因為這個公司顯著的地位。
1982年GE錄得了5.7億美金的退休金費用。這耗費了公司20%的稅前盈利。去年,GE錄得了17.4億美金的退休金盈利,占公司稅前盈利的9%。這個數字是GE的家用電器部門6.84億美金盈利的2.5倍。17.4億美金是一大筆錢。減少退休基金的預期回報假設到一定程度,就會勾銷盈利。
GE的退休基金盈利,和許多公司的一樣,歸功於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在1987年實施的一條規定。從那時起,有合適的回報假設和所需要的退休基金業績的公司可以把退休基金的盈利錄入損益表。去年,根據高盛的估計,雖然退休基金縮水,標準普爾500家公司中的35家從退休基金中獲得了10%以上的盈利。
很遺憾,退休基金的預期回報假設雖然重要,但是幾乎從來不會出現在公司董事會會議上。(我本人在19個董事會中,但是我從來沒有聽過有關這一議題的嚴肅地討論。)現在對這個議題的討論非常有必要,因為那些按照輝煌的90年代的業績所設定的預期回報假設達到了極端的程度。我建議你去問任何一家有著大量規定受益制退休基金的公司的CFO,如果退休基金的預期回報假設降到6.5%,這對公司的盈利將會有什麼影響。如果你想更損一點,問一問這個公司1975年時的退休基金回報假設,當時的股票和債券都比今天有更高的預期回報。
2001年的年報馬上就要出來了。看看那些公司是不是降低了未來退休基金的回報假設將會是一件有趣的事。考慮到最近糟糕的回報和未來需要付的年金,任何人,無論是CEO,審計師,還是精算師,如果不降低預期回報假設,他們都會冒誤導投資人的訴訟風險。作為董事會成員,如果不質疑這種樂觀的假設,那他就是失職。
我們所經歷的上個世紀證明,股票市場的非理性是週期性爆發。這強烈暗示那些想要好業績的投資者,最好學會應對下一個股票市場非理性爆發。他們需要的是一劑解毒劑,我認為這劑解毒劑就是量化分析。如果你定量分析,你並不一定會出色,但是你也不會墜入瘋狂。
從宏觀上講,定量分析根本不需要複雜。下面一個圖起始於80年前,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圖。這張圖顯示了美國市場上所有公開交易的股票的市值占美國經濟的GNP的百分比。這個比率在揭示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上有一定局限性。但是,這可能是任何時候衡量股市估值的最佳單一手段。你可以看出,近兩年前,這一比率升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這應該是一個很強的預警信號。
投資者要以超越美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速度增加財富,這個比率必須不斷持續上升再上升。如果GNP每年增加5%,而你想要股票市值增加10%,那麼這條曲線需要直線上升,直至超出圖表的範圍。那種情況不會發生。
對我來說,這個圖的資訊是:如果這個比率關係在70%或80%附近,購買股票將會不錯。如果這個比率接近200%,就像1999年和2000年的一段時間裡的情況,那你就是在玩火。你可以看到,最近,這個比例是133%。
即使這樣,這還是從1999年的高點的大跌了很多的結果。我在1999年提出:美國公眾應該預期在未來10到20年股票的回報為7%(包括股票和2%的通貨膨脹假設)。這只是一個粗的數字,還沒算上摩擦成本,比如傭金和費用。淨回報應該可能是6%。
今天,股票市場的“漢堡”更便宜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在發展,而股票價格更低了。這意味著投資者用同樣的錢得到的更多。我現在預計除去成本股票長期回報為7%左右。這挺不錯的,除非你還用過去的90年代來推導你對未來的預期。
巴菲特一般很少公開談論股票市場的總體價格水準。但是,在1999年他卻破例在《財富》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巴菲特論股票市場》的文章,對互聯網泡沫作出了提醒。2001年12月10日,巴菲特再次在《財富》上發表同樣題為《巴菲特論股票市場》的文章,並對自己1999年的文章作了進一步補充。本文是我自己翻譯的。
巴菲特論股票市場
我上一次談及這個話題是在1999年。當時我把過去的34年分成2個17年的週期,這兩個週期驚人的對稱,分別對應的是股票市場的荒年與豐年。先看第一個週期。你可以看出,在17年裡道鐘斯指數剛好增長了0.1%。
• 道鐘斯工業指數
1964年12月31日: 874.12
1981年12月31日: 875.00
下面是第二個週期。這一週期標誌著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牛市。這一牛市在我上次提出這一想法的時候已經接近尾聲。(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
• 道鐘斯工業指數
1981年12月31日: 875.00
1998年12月31日: 9181.43
你不能用GN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差別來解釋這兩個週期裡股市的背離。在第一個週期,雖然股市慘澹,但是GNP增速是後一個週期的兩倍。
• GNP增加
1964-1981: 373%
1981-1998: 177%
那麼什麼才是解釋?我認為股票市場在兩個週期裡截然相反的變化是由兩個重要的經濟變數的重大改變所引起。同時,一種相關的心理上的力量也對市場變化最終發生作用。
讓我再次提醒你“投資”的定義。這個定義雖然簡單,但是常常被忘記。投資是今天花錢,明天收到更多的錢。
這就觸及了在兩個週期裡影響了股價的第一個經濟變數——利率。在經濟學上,利率的作用就好像是物質世界的重力。在所有時候,在所有市場,在世界所有地方,利率的微小變化會改變所有金融資產的價值。這你在債券價格的波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但是,這條規律也適用於農田、石油儲量、股票和任何其他的金融資產。而且,對價值的影響可以是巨大的。如果利率是13%,以當前價值計算,你從投資中獲得的未來收益將比不上利率是4%時候的未來收益。
下面就是在34年的時期裡幾個關鍵日期的利率。在上半個時期利率急劇升高——這對投資者不利。在下半個時期利率急劇下降——這對投資者是福音。
• 長期政府債券利率
Dec. 31, 1964: 4.20%
Dec. 31, 1981: 13.65%
Dec. 31, 1998: 5.09%
另外一個重要的經濟變數就是投資者預期從投資的公司中將獲得多少回報。在第一個週期,由於公司盈利不佳,這個預期急劇下降。但是在80年代初,美聯儲主席Paul Volcker強有力的經濟措施實際上把企業盈利能力推高到了30年代以來前所未見的高度。
關鍵在於,在第一個週期,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喪失了信心。他們展望未來,相信未來將被兩個負面因素困擾。首先,他們不看好企業盈利。其次,高利率盛行讓他們把企業可憐的盈利又進一步打了折扣。這兩個因素作用在一起,導致了1964-1981年股票市場的滯脹。雖然在這個時期GNP有了很大的增長。這個國家的實業在增長,但是投資者對這些實業的估值在萎縮。
而這兩個因素的逆轉則創造了一個低GNP增長伴隨著股市興旺的時期。首先,盈利能力大大提高。其次,利率大降,使未來盈利更加有價值。這兩個現象都是大牛市的真實而強大的刺激。我提到的一個心理因素也恰巧起了作用:投機交易爆炸性增長。這僅僅是由於人們看到了市場的行動。後面,我們會對這種股票市場上危險的週期性疾病作病理分析。
兩年前,我認為有利的基本趨勢已經走到了盡頭。市場要從當時的位置急劇上升,長期利率必須進一步下降(這總是有可能的),或者,企業盈利能力要有重大改善(這在當時看起來非常不太可能)。如果你看一下50年來企業稅後盈利占GDP的比例圖,就會發現這個比例一般在4%,比如1981年這樣的差年景,到6.5%左右。這個比例超過6.5%很少見。在盈利非常好的1999年和2000年,這個比例低於6%,而今年可能會低於5%以下。
你已經有了我對兩個截然不同的17年週期的解釋。問題是,股票市場的過去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告訴我們股市的未來?
為了啟發答案,我先回顧一下20世紀。眾所周知,這個世紀確實是美國的世紀。我們有汽車的出現,我們有飛機,我們有無線電、電視和電腦。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期。確實,按美元計,美國人均產出的實際增長(沒有通貨膨脹的影響)達到了驚人的702%。
當然,這個世紀也包括了一些艱難的年份,比如大蕭條的1929-1933年。但是,一個一個10年的看美國的人均GNP,你會發現一個令人吃驚的現象: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本世紀保持了一致的進步。你可能會想,美國的經濟價值,至少用美國的證券市場來衡量,也會以相當一致的節奏增長。
美國從未停止增長
在20世紀早期美國人均GNP的增長較慢。但是如果你把美國看作一個股票,總體而言,它應該是快速成長股。
年份 20世紀人均GNP增長(不變美元)
1900-10 29%
1910-20 1%
1920-30 13%
1930-40 21%
1940-50 50%
1950-60 18%
1960-70 33%
1970-80 24%
1980-90 24%
1990-2000 24%
但是,並不是這樣。從我們之前對1964-1981期間的研究可以知道,在那段時期,經濟與股市這兩者的對應被完全打破了。但是,整個世紀也是這樣的。在開始的時候,比如1900年到1920年,這個國家在突飛猛進,爆炸性的擴展對電力、汽車、電話的應用。但是,股票市場幾乎沒動,只錄得了0.4%的年度增長。這和1964-1981年間的停滯很相似。
• 道鐘斯工業指數
1899年12月31日: 66.08
1920年12月31日: 71.95
在下一個階段,我們有20年代的市場繁榮。道鐘斯工業指數增長了430%,在1929年9月達到了381點。之後的19年,整整19年後,道鐘斯工業指數在177點,只有開始時的一半。但是40年代美國人均GDP增長50%,是20世紀增長最快的10年。下面的17年,股票終於開始上漲,有了5比1的增長。然後就是我們開始討論的兩個週期:1964年到1981年的滯脹;以及1981到20世紀末的大牛市。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有3個長期的巨大的牛市,歷時44年,期間道鐘斯工業指數增長了一萬一千點。我們也有3個滯脹時期,歷時56年。在這56年中,美國經歷了重大的經濟進步,但是道鐘斯工業指數卻實際上掉了292點。
怎麼會這樣呢?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每個人都集中精力掙錢,卻怎麼會有3個長期而痛苦的滯脹時期呢?在這期間,除了分紅,股票市場會讓你虧錢。答案就在於投資者反復犯的錯誤,在於我在前面提到的一種心理因素:人們習慣性的被後視鏡所誤導,尤其是剛剛過去的情況。
這個世紀的第一個階段就是這種短視的鮮明體現。 在這個世紀的頭20年,股票的股息率一般超過高等級債券的利息。這種關係現在看起來很奇怪,在那是卻幾乎就是公理。當時的觀念是:眾所周知,股票風險更高,除非獲得更高回報,為什麼要買股票呢?
然後,就有了一本1924年的書。這本書很薄,一開始毫無徵兆,但卻註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了股票市場。這本書的作者是愛德格•勞倫斯•史密斯。書名叫做《普通股作為長期投資》。這本書記錄了史密斯在截止到1922年的56年間對證券價格變化所作的研究。史密斯的研究始於一個假設:股票在通貨膨脹時期表現更好;債券在通貨緊縮時期表現更佳。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假設。
但是,考慮一下這本書的第一句話:“這本書是對一個失敗的記錄——失敗在於事實無法支持一個預先想好的理論。”史密斯接著說道:“但是,所收集的事實看起來值得進一步研究。如果這些實事無法證明我們希望證實的東西,那麼讓這些事實帶領我們,看看他們會帶給我們什麼。”
史密斯是一個聰明的人。他做了世界上最難的事情。達爾文曾經說過,無論何時,當他找到一個與他珍視的結論所相反的事情時,他有義務在30分鐘內寫下新的發現。否則,他的頭腦就會像身體排斥移植器官一樣拒絕不一致的資訊。人類本能的趨勢就是堅守自己所相信的東西,尤其是剛剛被證明的最近的經歷。這一我們自身的缺陷造成了長久的牛市和長期的滯脹。
為了說明愛德格•勞倫斯•史密斯的發現,我在此引用傳奇的思想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原話。在1925年,經濟學家凱恩斯評論了這本書,因此讓這本書出名。在評論中,凱恩斯寫道“史密斯先生最重要的一點,肯定也是最具創新的一點,可能就是:管理良好的工業企業一般不把所有盈利分發給股東。如果不是所有時候,至少在好的年景,企業會保留一部分盈利然後再投回到業務中去。因此這就有了複利的成分(凱恩斯加注斜體)運營支持良好的工業投資。”
就這麼簡單。這其實都不是什麼新聞。人們當然知道公司不會付出100%的盈利。但是,人們從來沒想過這一點意味著什麼。但是,史密斯先生卻說“為什麼股票一般表現超過債券?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公司存留盈利,這些存留盈利將產生更多的盈利和分紅。”
這一發現點燃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牛市。投資者被史密斯的見解所激發,紛紛投入股市,並預期雙重回報:不僅有高於債券收益率的股息率,而且有增長。對於美國公眾來說,這一新的理解就像火的發現一樣。
但是不久這些公眾就被火灼傷了。股價被推高,首先使股息率低於債券收益率,最終,高漲的股價使股息率遠低於債券收益率。下面發生的事情將會讓讀者很熟悉:股價上漲如此之快,以至於股價上漲成了人們湧入股市的主要動力。少數人在1925年由於正確的原因購買了股票。而多數人在1929年由於錯誤的原因購買了股票。
在1925年的書評裡,凱恩斯敏銳的預見到了這種股市不正常的現象。他寫道:“這是危險的。除非能夠從過去的經歷中找出廣義的原因,基於過去的經歷而對未來所作的歸納推理是危險的。”凱恩斯說,如果你無法從過去的經歷中找到廣義的原因,你就可能陷入預期的陷阱。在這種情況下,對未來的預期只有在各種條件與過去完全一樣時才能實現。這種特殊的條件就指的是史密斯對股票市場半個世紀的研究所發現的股息率高於債券收益率的事實。
投資者在20年代作出了巨大的誤判,此後這種誤判又以不同形式重複了很多次。公眾對20年代股票市場的瘋狂一直心有餘悸,直到1948年。此時,這個國家的內在價值遠超過之前的20年。股息率是債券收益率的2倍多。但是,股價卻不到1929年峰值的一半。造成史密斯的神奇的結果的條件重新出現了,而且廣泛存在。但是,投資者對這一切視而不見。他們已經被30年代早期可怕的股市嚇得呆若木雞,對痛苦唯恐躲避不及。
不要認為小投資者才過多的看後視鏡。讓我們看看專業管理的退休基金在近幾十年的表現。在1971年,那時股市高漲,退休基金經理感覺良好。他們把90%的淨現金流投入了股市,在當時是創紀錄的投入。但是,幾年後市場大跌,股價變得非常便宜。退休基金經理又作了什麼呢?他們停止買股票,因為股票變得便宜了。
• 私人退休基金
現金流投入股票的百分比
1971: 91% (創紀錄的高點)
1974: 13%
這種事我從來都難以理解。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我餘下的這輩子都會買漢堡。當漢堡降價時,我們高興之極。當漢堡漲價時,我們痛哭流涕。對大多數人來說,在生活中買任何東西都是這樣的,除了股票。當股價下跌時同樣的錢可以買更多股票,但人們卻不喜歡這樣了。
當退休基金經理也這麼做時,這種行為就更加難以理解。他們比任何投資者都有更長的投資期。他們的基金明天不需要錢,明年也不需要錢,甚至下個10年也不需要錢。所以他們有完全的自由放鬆心情。由於他們不是在運營自己的錢,貪婪不應該使他們的決策扭曲。他們應該只想著什麼是最合理的。但是他們的表現卻像業餘投資者一樣(但是他們卻是拿錢的,好像他們有著特殊的專業技能)。
1979年,當我感覺股票非常便宜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寫道“退休基金經理仍把眼睛盯在後視鏡上作投資決策。這種‘依據上一場戰爭而打仗的將軍’式的投資方式在過去被證明代價巨大,這次也將被證明代價巨大。”這是因為“股票現在的價位應該產生遠遠超過債券的長期投資回報。”
考慮一下1972年的情況。當退休基金經理還在買股票時,道鐘斯工業指數在年底達到了1020點,而淨資產為625,淨資產回報率為11%。6年後,道鐘斯便宜了20%,而淨資產增長了接近40%,淨資產回報率為13%。當時我寫道:“股票在1978年確實很便宜,退休基金經理們卻不願意買。而在1972年當股票很貴時,基金經理卻以創紀錄的方式購買。”
當我寫這篇文章時,公司債券的收益率為9.5%。所以我問了一個很明顯的問題:“1999年到期的收益率9.5%的20年期優質美國公司債券能超過以淨資產價格購買,而淨資產收益率為13%的類似道鐘斯指數的一類公司嗎?”這個問題不言自明。
如果你讀了我1979年的文章,你會受損失。你怎麼會在接下來的3年受損失呢?我並不擅長預測短期股市變化,現在也不擅長。我從來不知道股票市場在未來6個月,或者1年,甚至2年走勢如何,
但是,我認為預見到長期將會發生什麼很容易。本•格雷厄姆告訴過我們為什麼:“短期內股票市場是一個投票機器。長期來講,股票市場是一個稱重機器。”恐懼與貪婪在投票時起重要的作用,但在“稱”上卻毫無作用。
依照我的思路,以下的事實並不難解釋。在20年的時間裡一個收益率9.5%的債券無法比得過這種稱作道鐘斯的“偽裝債券”。這種債券利息13%,而你可以在面值以下購買,也就是低於淨資產購買。
讓我解釋一下我所說的“偽裝債券”的意思。眾所周知,一般的債券有一定的到期時間和一系列的小的債息。比如一個債息率為6%的債券每6個月發3%的債息。
而股票則與之相反,是對某一公司未來收益所有權的金融工具。這種收益也許是股息、股票回購、公司被賣掉或者清算。這些付款實際上就是“債息”。隨著股東的變化,收取債息的所有人會變。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公司的所有人的財務收益決定於這些“債息”的多少和時機。投資分析完全就是估計這些“債息”的多少和時機。
現在,估計個別股票的“債息”多少非常困難。但是,估計幾組股票的“債息”容易一些。前面我提到,在1978年,道鐘斯工業股票平均淨資產850美金,淨資產回報率13%。這13%只能是參考,而不是保證。但是,如果你願意投資一段時間股票,你實際上是在買債券。而且購買價格在1979年很少超過面值。本金價值891美金,債券利息很有可能是本金的13%。
這樣怎麼能不比9.5%的債券好?從那個起始點,股票的長期業績一定會超越債券。巧的是,這在我商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對的。但是,就像凱恩斯告誡我們的那樣,股票的優勢不是必然的。只有當一定條件滿足時,股票才擁有優勢。
讓我再展示給你退休基金的羊群效應思維方式的另外一點。這一點恐怕由於管理這些基金的人的一點自身私利而得到了加強。下面的表格是四家著名的公司,他們非常典型。表格裡是他們所用的退休基金資產的預期回報。這些回報用來計算每年退休基金的費用(或收入)。
多變的觀點
退休基金預期回報
1975 1982 2000
Exxon 7.0% 7.8% 9.5%
General Electric 6.0% 7.5% 9.5%
General Motors 6.0% 7.0% 10.0%
IBM 4.8% 5.5% 10.0%
長期政府債券收益率 8.0% 10.4% 5.5%
公司所用的退休基金的預期回報越高,公司報的盈利也就越高。這就是退休金會計的方式。為了簡化討論,就按我說的理解。
這個表格1975年的退休基金回報預期比較謹慎:Exxon是7%,GE和GM是6%,IBM低於5%。奇怪的事情在於,投資者可以購買不可贖回的長期政府債券而獲得8%的回報。換句話說,這些公司可以把所有退休基金組合都換成8%回報的無風險的債券,而他們卻仍然用了低的預期回報假設。到了1982年,你可以看出他們把預期回報提高了一點,達到了大約7%左右。而此時,你可以購買長期政府債券而獲得10.4%的回報。你實際上可以通過購買被稱為“Strip”的金融工具而獲得10.4%的再投資收益保證,從而鎖定10.4%的收益幾十年。實際上,你的傻侄子也能管理這些退休基金並獲得高於公司所用的投資假設的回報。
到底為什麼政府債券的回報接近10.5%,但是公司卻假設7.5%的回報呢?答案還在於後視鏡:投資者經歷了70年代早期股市繁榮之後的崩潰,仍然心有餘悸,在考慮回報率時就用了過時的思維。他們無法做出必須的心態調整。
讓我們看2000年,當時政府債券的回報為5.4%。這4個公司的年報裡有關退休基金回報的預期是多少呢?他們用的假設是9.5%,甚至是10%。
我喜歡打賭。我願意與這4個公司中的任何一個的CFO或者精算師或審計師作一個大的賭注。我打賭在未來15年他們的平均回報達不到他們假設的水準。只看一下數學就行。一個退休基金組合非常有可能三分之一是債券。為了保守起見,這些債券有著不同的到期日。而這些債券的回報不會超過5%。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股票要有超過11%的回報才能保證整體投資組合有超過9.5%的回報。這可是非常勇敢的假設,尤其是一般的投資基金還會有大量的投資費用。
勇敢的假設卻可以給公司的盈虧底線創造奇跡。運用表格裡最右邊一列的預期回報數字,公司報告了非常高的盈利,遠高於當他們用低的預期回報時的盈利。當然,這對設定預期回報率的人是有利的。在這場遊戲中,精算師對未來的投資回報並無特別的認識。但是他們知道客戶希望高的投資預期回報。而一個高興的客戶還會持續是客戶。
我們是在談論大的數字嗎?讓我們看看GE(通用電氣),這個國家最有價值,最受尊敬的公司。我自己就是一個通用電氣的崇拜者。幾十年來,GE一直把退休基金管理的非常好。他們對回報的預期也是和一般的值相近。我舉這個例子只不過是因為這個公司顯著的地位。
1982年GE錄得了5.7億美金的退休金費用。這耗費了公司20%的稅前盈利。去年,GE錄得了17.4億美金的退休金盈利,占公司稅前盈利的9%。這個數字是GE的家用電器部門6.84億美金盈利的2.5倍。17.4億美金是一大筆錢。減少退休基金的預期回報假設到一定程度,就會勾銷盈利。
GE的退休基金盈利,和許多公司的一樣,歸功於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在1987年實施的一條規定。從那時起,有合適的回報假設和所需要的退休基金業績的公司可以把退休基金的盈利錄入損益表。去年,根據高盛的估計,雖然退休基金縮水,標準普爾500家公司中的35家從退休基金中獲得了10%以上的盈利。
很遺憾,退休基金的預期回報假設雖然重要,但是幾乎從來不會出現在公司董事會會議上。(我本人在19個董事會中,但是我從來沒有聽過有關這一議題的嚴肅地討論。)現在對這個議題的討論非常有必要,因為那些按照輝煌的90年代的業績所設定的預期回報假設達到了極端的程度。我建議你去問任何一家有著大量規定受益制退休基金的公司的CFO,如果退休基金的預期回報假設降到6.5%,這對公司的盈利將會有什麼影響。如果你想更損一點,問一問這個公司1975年時的退休基金回報假設,當時的股票和債券都比今天有更高的預期回報。
2001年的年報馬上就要出來了。看看那些公司是不是降低了未來退休基金的回報假設將會是一件有趣的事。考慮到最近糟糕的回報和未來需要付的年金,任何人,無論是CEO,審計師,還是精算師,如果不降低預期回報假設,他們都會冒誤導投資人的訴訟風險。作為董事會成員,如果不質疑這種樂觀的假設,那他就是失職。
我們所經歷的上個世紀證明,股票市場的非理性是週期性爆發。這強烈暗示那些想要好業績的投資者,最好學會應對下一個股票市場非理性爆發。他們需要的是一劑解毒劑,我認為這劑解毒劑就是量化分析。如果你定量分析,你並不一定會出色,但是你也不會墜入瘋狂。
從宏觀上講,定量分析根本不需要複雜。下面一個圖起始於80年前,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圖。這張圖顯示了美國市場上所有公開交易的股票的市值占美國經濟的GNP的百分比。這個比率在揭示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上有一定局限性。但是,這可能是任何時候衡量股市估值的最佳單一手段。你可以看出,近兩年前,這一比率升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這應該是一個很強的預警信號。
投資者要以超越美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速度增加財富,這個比率必須不斷持續上升再上升。如果GNP每年增加5%,而你想要股票市值增加10%,那麼這條曲線需要直線上升,直至超出圖表的範圍。那種情況不會發生。
對我來說,這個圖的資訊是:如果這個比率關係在70%或80%附近,購買股票將會不錯。如果這個比率接近200%,就像1999年和2000年的一段時間裡的情況,那你就是在玩火。你可以看到,最近,這個比例是133%。
即使這樣,這還是從1999年的高點的大跌了很多的結果。我在1999年提出:美國公眾應該預期在未來10到20年股票的回報為7%(包括股票和2%的通貨膨脹假設)。這只是一個粗的數字,還沒算上摩擦成本,比如傭金和費用。淨回報應該可能是6%。
今天,股票市場的“漢堡”更便宜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在發展,而股票價格更低了。這意味著投資者用同樣的錢得到的更多。我現在預計除去成本股票長期回報為7%左右。這挺不錯的,除非你還用過去的90年代來推導你對未來的預期。
2009年9月23日 星期三
三智者-畢非德
林行止專欄
美國財經作家查理.莫理士的《三智者》(原名等見二十一日本欄),短小精悍,文本只有一百八十頁,作者記者出身,搜集資料極豐,加以文筆洗練流暢,可讀性高;本書分四章,除索羅斯、畢非德和伏爾克各一章外,尚有一章〈經濟學、市場及現實〉,有益有建設性,特向各位推薦。
這三位財經界殿堂級人物的「事功」,世人皆知,在香港投資界亦家喻戶曉;他們的共通特點是信念堅定、貫徹始終和有奉獻精神,因此被莫理士稱為「高尚的完人」。
香港讀者最有興趣的,相信是畢非德,因此便先從他的「投資史」說起吧。有關畢非德特別是六歲便知道且身體力行賺錢並真的有所斬獲的「童年故事」,過去多年本地傳媒當然包括本報已作過很詳盡的報道,於茲不贅。
畢非德是賺錢天才,高中畢業時已積聚了五千元(美元.下同),約合今日五萬三千元(大學畢業則有財富二萬元);畢業後他考上賓州大學的商學院華爾頓(當時尚未升格為研究院),上課一周他便會默誦商學教授所寫的教科書、因而經常指出教授錯誤引述自己的著作;得學士學位後,他考不上哈佛,進哥倫比亞商學院,上格拉罕的課,這位格拉罕便是大名鼎鼎的證券分析之父Benjamin Graham(1894﹝生於倫敦﹞-1976)。
畢非德熟讀格拉罕─篤德(David Dodd, 1895-1988)合寫的那本經典《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九三四年初版;加十位名家評論的第六次修訂版○八年出版;現今仍有不少學府采用為教科書),對其中的個案分析了如指掌,因此獲格拉罕垂青。畢非德是該學係曆史上唯一一位在證券分析科得A加的學生!
畢非德的父親是股票經紀(後當了四屆國會議員),他畢業後在父親經紀行任職,但他對經紀業全無好感,以經紀對股票本身所知甚少只會鼓如簧之舌全力向客戶推銷股票,由於收入與買賣頻度掛鉤,經紀因此叫甲購入叫乙沽出,在一買一賣間賺取傭金;他對這種生涯興趣不大,但在經紀行工作約一年期間,他還是建立了不錯的客戶網,期內晚間在俄瑪哈大學教授投資課程,他對學生有關個別股票的提問,有問必答且對答如流,情況頗似今日電視電台財經演員的答客問,只是他們有計算機可查而當年畢非德全憑熟讀近萬頁的穆廸(Moody's)證券分析的資料;期間他和乃師格拉罕保持書信往來,就投資問題互相切磋。
一九五四年,格拉罕的證券公司給他「一份工作」,他馬上接受並帶同二年前結婚又再懷孕的妻子及大約一歲大的嬰兒赴紐約。在最初二三個月,畢非德在資料室讀完公司的全部投資檔案,不久後被格拉罕指派參與洽商一宗收購;畢非德的工作令格拉罕十分滿意,公司賺了大錢,他自己亦購進一些有關公司股票,當收購消息公布時,股價飆升二倍半,畢非德利用「內幕消息」─當年尚未立法禁止─賺了一大筆……。當一九五六年格拉罕退休時,畢非德二十六歲,他決定回老家謀發展,其時他已有購買力等於現在的百萬身家。
畢非德決心在股市大展拳腳,以活學活用他從格拉罕身上學到的投資知識,而投資資金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向親友籌措。他很快獲外父(俄瑪哈大學商學係主任)的退休金二萬五千元,還有姨母、華爾頓老同學及妺夫等紛紛加入,他們成為他的合夥人(在家中辦公,六○年正式成為畢非德合夥人公司並租辦公室),畢非德的傳奇創富投資曆程由是開始。
和一般投資機構不同,畢非德自定的規則是他不收取管理費,盈利最初的百分之四悉歸合夥人分享(保證他們的收益與當時銀行利息差不多),以後的利潤,畢非德與其股東(合夥人)各得其半;最重要和與眾不同的是,如有虧損,畢非德承擔四分之一,這在投資界是首創且至今可能仍然「只此一家」。眾所周知,基金經理都是「輸打贏要」的,這種安排,意味虧損時畢非德有切膚之痛,因此會更小心地作出投資決策,其所作投資亦比不必分擔虧損之責即利用OPM的投資經理更穩健。股東的「代價」是不要過問他的投資細節,他亦聲明不會公開投資詳情,只會在年報中詳細解釋;而股東僅在年結期的一段時間可以套現(把以當時市值的股票賣回給畢非德或新加入的合夥人)。畢非德在這家合夥人公司的投資只一百元,他自己的資金全作固定收益投資,目標是有年入一萬二千元以養妻活兒!
畢非德的投資業績已成為曆史,不必細表。歸納其成功「秘訣」,不外下述二項。
第一、人棄我取(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當然,「取」的大前提是必須做大量研究工作,不然「取」得的極可能是垃圾。深入研究之外,在投資前,畢非德還會設法和公司負責人見面(談生意固佳,閑聊亦無妨);這位負責人如對公司運作熟悉和對所業極具信心,其公司便是長線投資的對象。
第二、乘虛而入。當一家公司遭逢困難時,只要其本業健康及有一流的管理層,便不妨趁低吸納。畢非德在美國運通有員工涉嫌做假惹上官非被罰巨款股價大瀉(巧逢肯尼地總統遇刺人心惶惶大市急挫)時對該公司發生興趣,因為他看中其「旅行支票」業務而大量吸納。水門事件令《華爾頓郵報》聲名大噪但在實際業務層面為共和黨人杯葛股價頹疲時入股……;成為《華盛頓郵報》大股東不僅為畢非德帶來重大金錢收益,在其發行人格拉罕夫人(Mrs. Katharine Graham;與 B. Graham 無關)的引介下,畢非德打通華盛頓的政商人脈,令他清楚華盛頓「幕後運作」的來龍去脈,令其投資事業如虎添翼!
畢非德是格拉罕價值投資的信徒,對其理論有所發揚及補充,對此原則他奉為圭臬,堅定不移;他的成功,絕非來自交遊廣闊、消息靈通,而是精研有關信息。畢非德EQ不高,人際關係不佳,年輕時終日埋首穆廸的股票資料,甚至有「討厭鬼」(Nerdy)之別名;不過,筆者以為此名之得,多少與他過度節儉有關,他這種個性,一方面固然是他生長於大蕭條期養成的習慣,一方面則為上中學時便懂得複式利息(Componud Interest)神奇累積功能的「厲害」,應用到日常生活,他便極度知慳識儉,他從省下的錢的複式增值上獲得的快樂遠比「實時消費」的享受高,其「孤寒」是大有道理的。
美國財經作家查理.莫理士的《三智者》(原名等見二十一日本欄),短小精悍,文本只有一百八十頁,作者記者出身,搜集資料極豐,加以文筆洗練流暢,可讀性高;本書分四章,除索羅斯、畢非德和伏爾克各一章外,尚有一章〈經濟學、市場及現實〉,有益有建設性,特向各位推薦。
這三位財經界殿堂級人物的「事功」,世人皆知,在香港投資界亦家喻戶曉;他們的共通特點是信念堅定、貫徹始終和有奉獻精神,因此被莫理士稱為「高尚的完人」。
香港讀者最有興趣的,相信是畢非德,因此便先從他的「投資史」說起吧。有關畢非德特別是六歲便知道且身體力行賺錢並真的有所斬獲的「童年故事」,過去多年本地傳媒當然包括本報已作過很詳盡的報道,於茲不贅。
畢非德是賺錢天才,高中畢業時已積聚了五千元(美元.下同),約合今日五萬三千元(大學畢業則有財富二萬元);畢業後他考上賓州大學的商學院華爾頓(當時尚未升格為研究院),上課一周他便會默誦商學教授所寫的教科書、因而經常指出教授錯誤引述自己的著作;得學士學位後,他考不上哈佛,進哥倫比亞商學院,上格拉罕的課,這位格拉罕便是大名鼎鼎的證券分析之父Benjamin Graham(1894﹝生於倫敦﹞-1976)。
畢非德熟讀格拉罕─篤德(David Dodd, 1895-1988)合寫的那本經典《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九三四年初版;加十位名家評論的第六次修訂版○八年出版;現今仍有不少學府采用為教科書),對其中的個案分析了如指掌,因此獲格拉罕垂青。畢非德是該學係曆史上唯一一位在證券分析科得A加的學生!
畢非德的父親是股票經紀(後當了四屆國會議員),他畢業後在父親經紀行任職,但他對經紀業全無好感,以經紀對股票本身所知甚少只會鼓如簧之舌全力向客戶推銷股票,由於收入與買賣頻度掛鉤,經紀因此叫甲購入叫乙沽出,在一買一賣間賺取傭金;他對這種生涯興趣不大,但在經紀行工作約一年期間,他還是建立了不錯的客戶網,期內晚間在俄瑪哈大學教授投資課程,他對學生有關個別股票的提問,有問必答且對答如流,情況頗似今日電視電台財經演員的答客問,只是他們有計算機可查而當年畢非德全憑熟讀近萬頁的穆廸(Moody's)證券分析的資料;期間他和乃師格拉罕保持書信往來,就投資問題互相切磋。
一九五四年,格拉罕的證券公司給他「一份工作」,他馬上接受並帶同二年前結婚又再懷孕的妻子及大約一歲大的嬰兒赴紐約。在最初二三個月,畢非德在資料室讀完公司的全部投資檔案,不久後被格拉罕指派參與洽商一宗收購;畢非德的工作令格拉罕十分滿意,公司賺了大錢,他自己亦購進一些有關公司股票,當收購消息公布時,股價飆升二倍半,畢非德利用「內幕消息」─當年尚未立法禁止─賺了一大筆……。當一九五六年格拉罕退休時,畢非德二十六歲,他決定回老家謀發展,其時他已有購買力等於現在的百萬身家。
畢非德決心在股市大展拳腳,以活學活用他從格拉罕身上學到的投資知識,而投資資金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向親友籌措。他很快獲外父(俄瑪哈大學商學係主任)的退休金二萬五千元,還有姨母、華爾頓老同學及妺夫等紛紛加入,他們成為他的合夥人(在家中辦公,六○年正式成為畢非德合夥人公司並租辦公室),畢非德的傳奇創富投資曆程由是開始。
和一般投資機構不同,畢非德自定的規則是他不收取管理費,盈利最初的百分之四悉歸合夥人分享(保證他們的收益與當時銀行利息差不多),以後的利潤,畢非德與其股東(合夥人)各得其半;最重要和與眾不同的是,如有虧損,畢非德承擔四分之一,這在投資界是首創且至今可能仍然「只此一家」。眾所周知,基金經理都是「輸打贏要」的,這種安排,意味虧損時畢非德有切膚之痛,因此會更小心地作出投資決策,其所作投資亦比不必分擔虧損之責即利用OPM的投資經理更穩健。股東的「代價」是不要過問他的投資細節,他亦聲明不會公開投資詳情,只會在年報中詳細解釋;而股東僅在年結期的一段時間可以套現(把以當時市值的股票賣回給畢非德或新加入的合夥人)。畢非德在這家合夥人公司的投資只一百元,他自己的資金全作固定收益投資,目標是有年入一萬二千元以養妻活兒!
畢非德的投資業績已成為曆史,不必細表。歸納其成功「秘訣」,不外下述二項。
第一、人棄我取(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當然,「取」的大前提是必須做大量研究工作,不然「取」得的極可能是垃圾。深入研究之外,在投資前,畢非德還會設法和公司負責人見面(談生意固佳,閑聊亦無妨);這位負責人如對公司運作熟悉和對所業極具信心,其公司便是長線投資的對象。
第二、乘虛而入。當一家公司遭逢困難時,只要其本業健康及有一流的管理層,便不妨趁低吸納。畢非德在美國運通有員工涉嫌做假惹上官非被罰巨款股價大瀉(巧逢肯尼地總統遇刺人心惶惶大市急挫)時對該公司發生興趣,因為他看中其「旅行支票」業務而大量吸納。水門事件令《華爾頓郵報》聲名大噪但在實際業務層面為共和黨人杯葛股價頹疲時入股……;成為《華盛頓郵報》大股東不僅為畢非德帶來重大金錢收益,在其發行人格拉罕夫人(Mrs. Katharine Graham;與 B. Graham 無關)的引介下,畢非德打通華盛頓的政商人脈,令他清楚華盛頓「幕後運作」的來龍去脈,令其投資事業如虎添翼!
畢非德是格拉罕價值投資的信徒,對其理論有所發揚及補充,對此原則他奉為圭臬,堅定不移;他的成功,絕非來自交遊廣闊、消息靈通,而是精研有關信息。畢非德EQ不高,人際關係不佳,年輕時終日埋首穆廸的股票資料,甚至有「討厭鬼」(Nerdy)之別名;不過,筆者以為此名之得,多少與他過度節儉有關,他這種個性,一方面固然是他生長於大蕭條期養成的習慣,一方面則為上中學時便懂得複式利息(Componud Interest)神奇累積功能的「厲害」,應用到日常生活,他便極度知慳識儉,他從省下的錢的複式增值上獲得的快樂遠比「實時消費」的享受高,其「孤寒」是大有道理的。
2008年8月30日 星期六
與招行行長馬蔚華作深入交流
今天上午11時到招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聶東平教授一周以來一直呆在招行總部,在做招行信用卡的案例研究,今天被安排與招行行長馬蔚華作深入交流。我呢,算是被叫去陪聊的。一直聊到12點半,之後一邊吃飯一邊聊,直到1點半老馬同志去參加市政協常委會。覺得聊了蠻多有意思的東東,所以就貼在這裡,作為銳思訪問的一篇。
話題從招行美國分行(在座的有招行紐約代表處的首席代表)獲准開業說起,老馬顯然仍很興奮,說也有壓力,去了就得做好。不過紐約分行並不能在當地儲蓄,基本定位是為中美貿易和中資企業服務。
主要談信用卡,先談到了在中國做銀行,馬蔚華說,有四個不能做:不懂政治不能做銀行,不懂宏觀不能做銀行,不懂國外銀行發展歷史,不能做中國的銀行,不懂未來不能做現在的事兒。講這個,馬是為了說明,招行做信用卡,是從美國銀行業發展的經過,預見到了中國銀行的信用卡業務也可以做了。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美國銀行業也經歷了轉型的過程,當時美國倒閉了100多家銀行,花旗首先轉型,才脫穎而出。臺灣走過的路,也是中國大陸可能要走的路。
馬說,他一直把花旗當作榜樣,對桑迪。韋爾也很崇拜,認真看過他的自傳。在五六年前,招行曾跟花旗打過交道。在五六年前,他曾注意到,隨著中國社會發展,中國人的生活將發生深刻變化,消費觀念也將發生革命性變化,受西方生活觀念的衝擊。加上互聯網,也將使中國銀行業發生根本改變。當時他就覺得信用卡在中國是有前景的,消費信貸也是有前景的。當時預計信用卡時代可能要8-10年才會到來,結果現實加快了許多。
諸多因素讓招行決定做信用卡。當時花旗CEO桑迪。韋爾到中國來,在北京與馬見過面,桑迪大談花旗信用卡的輝煌,提出要跟招行合作。馬說,按道理我應該受寵若驚,因為我崇拜的人提出跟我合作,但我卻陷入矛盾之中,思考了許久。因為花旗太巨大,光環耀眼,他提出搞聯名卡,我擔心招行永遠在他的光環陰影之下,這是其一;第二,花旗信用卡的後臺在新加坡,信用卡很重要的資源就是資料,放在新加坡,這對招行不利;第三,花旗是看中了招行借記卡(一卡通,當時已髮卡超過1000萬張)的優勢,雙方聯名,更多是依靠招行的資源,但收益卻要分成,划不來。招行內部討論好多次,才下決心拒絕與花旗合作。
但當時國內沒有信用卡產品的技術,招行還是要找世界上最先進的金融技術才能去做。當時研究了臺灣的情況,臺灣當時最大的髮卡行是辜廉淞的中國信託銀行,它在臺灣打敗了花旗。招行當時分析,臺灣銀行進入中國大陸有難度,但他們為未來著想,又不可能不在大陸進行準備,那麼不讓它入股,只做技術顧問,應該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年北京召開海峽兩岸金融交流會議,我和辜廉淞的兒子辜松亮都參加了,而且剛好安排的講話順序是緊挨的,我先講他後講,我講完了,他跟我說,你講完了我就不想講了,招行做得太出色了。辜松亮要求中午一起吃個飯,吃飯時,雙方合作的事情基本定下來了。當時約定,由於不能入股,只能當顧問,但也不能當甩手顧問,約定8年的合作期,風險也要分擔一些,若成功,也可分享收益。”
於是招行在上海成立了信用卡中心,臺灣中國信託銀行派了一百多人的專家團隊來到上海,説明招行開發產品,費時13個月,終於搞掂。2002年12月,在北京嘉裡中心搞髮卡儀式。
“第二天要搞隆重的髮卡儀式了,請了好多重量級嘉賓。頭天晚上我們行裡班子要從深圳、上海等地趕到北京,誰知那天北京下了大霧,我們的飛機落不了北京,迫降太原,從上海出發的副行長陳偉則迫降到了大連。情急之下,趕緊跟山西省當地政府聯繫,派車接到市區,原想車直接開到北京,誰知由於大霧,高速公路也關閉了。沒辦法,只好改坐火車,買了軟臥。本來買的是下鋪,可是那個買了上鋪的又是一個老年人,把下鋪換給他了,自己坐上鋪,那晚下鋪位時,把腿給擦了一下,破了皮,以為沒事兒,誰知第二天在嘉裡中心,就發炎,疼得厲害,腫起來了,當時嘉裡中心說,治療要300多塊,就沒治,要回深圳再治。這一下後來回深圳加重了,住了半個月的院,是住院時間最長的一次。”
當年招行信用卡髮卡40萬張,第二年就達到200萬張,到現在超過2000萬張。提前4年完成了2000萬張的髮卡計畫,在全球髮卡史上也是個奇跡。至於為何與臺灣中國信託銀行中止了合作呢?原來那時深發展想引入外資大股東,新橋開始說要進入,後來又說不進了,中間有個機會,辜廉淞就準備入股深發展,那麼就只能和招行中止合作,撤走專家。不過那時招行產品設計已進入尾聲,撤走專家也不怕了,而且他們還是幫忙搞完了項目。辜廉淞為此還深表歉意,我們不但沒有支付他收益,好象他還覺得欠了我們一個人情。
對於信用卡刷卡收費問題,招行信用卡原來是收費的,收了一年,一年之後許多新銀行搞免費,整個市場就亂了,招行也不能收費了。只好免費,但招行也是有條件免費,每年刷6次卡才免費。
對於公司銀行業務,馬認為這不是招行的強項。因為招行的資金實力比不上大行,如果以公司銀行業務為主,那麼招行永遠當不了主力軍。象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大企業,以招行的規模,永遠不可能成為其主要的合作者,只能吃它的邊角餘料,招行要麼不做,要做就不能做跑龍套的角色。
馬說,他研究香港的恒生銀行(後來吃飯時我曾問他,深圳的優秀企業,大都在心目中有一個標杆的企業,專門研究它,向它學習。象萬科的標杆企業就是香港新鴻基地產,平安的標杆就是滙豐,華為的標杆似乎是思科,招行的標杆是花旗嗎?馬說,花旗還不是,花旗不是招行可以學的,招行的標杆是香港的恒生銀行和印度的FTFA,招行與其有可比性,有學習的實用價值),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它也經歷了轉型過程。在利率自由化之後,大企業紛紛棄你而去,衝擊很大,恒生轉向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走過來了。
中國也在經歷一個利率市場化的過程,大企業有實力,可以跟銀行談判,壓低利率,象招行這樣的小銀行也承受不了;還有象短期融資債的推出,招行也很有壓力,因為那些大企業發了債,立即就過來還你的貸款。所以利率市場化之後,招行也就必須做中小企業的融資業務。中國一直在叫中小企業融資難,這其實是個制度問題,只要利率市場化,中小企業融資就容易解決,因為可以提高利率,風險和收益相匹配。
馬說,招行轉型以後,也把批發業務轉向中小企業。現在招行的中小企業貸款占全部的40%。招行現在寧願不去西部地區的省會去開分行,也要把開分行的指標放在長三角、珠三角的二三線城市,就是搶佔這些地區的中小企業業務市場。馬說到這裡甚為得意地說,這一招現在看來占了大便宜,因為原來銀監會對每年開分行的數目有指標限制,當時一年只能開3個分行,招行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三大都市圈地區(象呼和、西寧、南寧等許多省會,都還沒有開分行),這兩年政策改啦,象東北地區,可以不受指標限制了,當年我們沒在長春開分行,省這個指標還省對了,現在在長春開分行不用指標了。
但是,大企業客戶招行也不是沒事兒可做。比如,一個是企業年金,招行做得很早,9年不懈努力,股份制銀行的年金牌照全國總共只批了3個,招行拿到其中一個;還有一個,現金管理,GE在中國搞一個20億美元的現金池,招行一舉中標;再一個是銀關通,和海關合作,招行幾乎壟斷了這塊業務。其餘象貿易融資,離岸業務,招行都做得相當不錯。
“你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什麼業務都要做龍頭,不能做跑龍套的角色”。馬說。
最後說到企業文化的問題。馬蔚華說,企業文化源於出身。什麼出身就會形成什麼樣的文化。招行的創新文化,服務文化,風險文化,都是給逼出來的。招行最初創辦時,只有幾十個人,一億資本金,與四大行相比是後娘養的,完全不可能有政府客戶,你不創新,你連活都活不下去,更不要說發展,所以逼著你創新,人無我有。服務文化也是這樣,四大行服務不好,那我們就把服務做好,四大行服務不夠人性化,那我們就在人性化上做文章。風險管理也是,四大行出現不良資產,可以讓國家來幫它填,而招行這樣的銀行,就只能自己拿資本金來填,這就逼著你嚴控風險。
轉到飯桌上後,閒聊的成分就多一些了。幾個月前招行的股價還是十五六塊時,曾跟他一起吃過飯,當時他對招行股價如此之高感到擔心,現在招行已在40元左右了,如何看?馬含糊過去不太想評論股價,只說價格是市場決定的,都應有其合理性。但後來還是說,有泡沫的成份,象招行現在的市值都超過德銀了,這不正常。象有的中資銀行市值都超過花旗了,更不正常。
問他現在不少公司借著股價高企的機會,趕緊增發股票圈錢,萬科便是如此,還有象國美更是如此。招行為何不募資來補充資本金?馬回答的隱含意思似乎是,增發有一個大股東股份被攤薄的問題,所以要看大股東願意不願意。
也說起原來咼中校文章中,說到四大寇(平安、招行、華為、中興)揚言搬到上海的事情。馬蔚華說,招行從來沒打算把總部搬到上海。我就問他,是深圳政府做了工作的緣故呢,還是你們就是借此機會來跟豪爽的上海政府要地?馬說招行確實在上海要到了一塊很好的地,就在黃浦江邊。他說後來他跟上海市長韓正見面,說到這個事情,他說,紐約是全球金融中心,所有的大銀行都要在紐約設分行,可也沒說所有的銀行都要把總部搬到紐約去啊;同樣,上海要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所有的銀行都要在上海設分行,也不是要所有銀行都要把總部搬到上海去啊,上海要這樣做,會把全國都給得罪了。何況招行將來成長性最好的信用卡中心都放在上海了。馬還說,他跟李鴻忠和許宗衡都說過,四家企業也都不會真的搬走,但是政府應看到,這是在給政府提個醒,說明深圳政府的服務有問題了。
話題從招行美國分行(在座的有招行紐約代表處的首席代表)獲准開業說起,老馬顯然仍很興奮,說也有壓力,去了就得做好。不過紐約分行並不能在當地儲蓄,基本定位是為中美貿易和中資企業服務。
主要談信用卡,先談到了在中國做銀行,馬蔚華說,有四個不能做:不懂政治不能做銀行,不懂宏觀不能做銀行,不懂國外銀行發展歷史,不能做中國的銀行,不懂未來不能做現在的事兒。講這個,馬是為了說明,招行做信用卡,是從美國銀行業發展的經過,預見到了中國銀行的信用卡業務也可以做了。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美國銀行業也經歷了轉型的過程,當時美國倒閉了100多家銀行,花旗首先轉型,才脫穎而出。臺灣走過的路,也是中國大陸可能要走的路。
馬說,他一直把花旗當作榜樣,對桑迪。韋爾也很崇拜,認真看過他的自傳。在五六年前,招行曾跟花旗打過交道。在五六年前,他曾注意到,隨著中國社會發展,中國人的生活將發生深刻變化,消費觀念也將發生革命性變化,受西方生活觀念的衝擊。加上互聯網,也將使中國銀行業發生根本改變。當時他就覺得信用卡在中國是有前景的,消費信貸也是有前景的。當時預計信用卡時代可能要8-10年才會到來,結果現實加快了許多。
諸多因素讓招行決定做信用卡。當時花旗CEO桑迪。韋爾到中國來,在北京與馬見過面,桑迪大談花旗信用卡的輝煌,提出要跟招行合作。馬說,按道理我應該受寵若驚,因為我崇拜的人提出跟我合作,但我卻陷入矛盾之中,思考了許久。因為花旗太巨大,光環耀眼,他提出搞聯名卡,我擔心招行永遠在他的光環陰影之下,這是其一;第二,花旗信用卡的後臺在新加坡,信用卡很重要的資源就是資料,放在新加坡,這對招行不利;第三,花旗是看中了招行借記卡(一卡通,當時已髮卡超過1000萬張)的優勢,雙方聯名,更多是依靠招行的資源,但收益卻要分成,划不來。招行內部討論好多次,才下決心拒絕與花旗合作。
但當時國內沒有信用卡產品的技術,招行還是要找世界上最先進的金融技術才能去做。當時研究了臺灣的情況,臺灣當時最大的髮卡行是辜廉淞的中國信託銀行,它在臺灣打敗了花旗。招行當時分析,臺灣銀行進入中國大陸有難度,但他們為未來著想,又不可能不在大陸進行準備,那麼不讓它入股,只做技術顧問,應該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年北京召開海峽兩岸金融交流會議,我和辜廉淞的兒子辜松亮都參加了,而且剛好安排的講話順序是緊挨的,我先講他後講,我講完了,他跟我說,你講完了我就不想講了,招行做得太出色了。辜松亮要求中午一起吃個飯,吃飯時,雙方合作的事情基本定下來了。當時約定,由於不能入股,只能當顧問,但也不能當甩手顧問,約定8年的合作期,風險也要分擔一些,若成功,也可分享收益。”
於是招行在上海成立了信用卡中心,臺灣中國信託銀行派了一百多人的專家團隊來到上海,説明招行開發產品,費時13個月,終於搞掂。2002年12月,在北京嘉裡中心搞髮卡儀式。
“第二天要搞隆重的髮卡儀式了,請了好多重量級嘉賓。頭天晚上我們行裡班子要從深圳、上海等地趕到北京,誰知那天北京下了大霧,我們的飛機落不了北京,迫降太原,從上海出發的副行長陳偉則迫降到了大連。情急之下,趕緊跟山西省當地政府聯繫,派車接到市區,原想車直接開到北京,誰知由於大霧,高速公路也關閉了。沒辦法,只好改坐火車,買了軟臥。本來買的是下鋪,可是那個買了上鋪的又是一個老年人,把下鋪換給他了,自己坐上鋪,那晚下鋪位時,把腿給擦了一下,破了皮,以為沒事兒,誰知第二天在嘉裡中心,就發炎,疼得厲害,腫起來了,當時嘉裡中心說,治療要300多塊,就沒治,要回深圳再治。這一下後來回深圳加重了,住了半個月的院,是住院時間最長的一次。”
當年招行信用卡髮卡40萬張,第二年就達到200萬張,到現在超過2000萬張。提前4年完成了2000萬張的髮卡計畫,在全球髮卡史上也是個奇跡。至於為何與臺灣中國信託銀行中止了合作呢?原來那時深發展想引入外資大股東,新橋開始說要進入,後來又說不進了,中間有個機會,辜廉淞就準備入股深發展,那麼就只能和招行中止合作,撤走專家。不過那時招行產品設計已進入尾聲,撤走專家也不怕了,而且他們還是幫忙搞完了項目。辜廉淞為此還深表歉意,我們不但沒有支付他收益,好象他還覺得欠了我們一個人情。
對於信用卡刷卡收費問題,招行信用卡原來是收費的,收了一年,一年之後許多新銀行搞免費,整個市場就亂了,招行也不能收費了。只好免費,但招行也是有條件免費,每年刷6次卡才免費。
對於公司銀行業務,馬認為這不是招行的強項。因為招行的資金實力比不上大行,如果以公司銀行業務為主,那麼招行永遠當不了主力軍。象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大企業,以招行的規模,永遠不可能成為其主要的合作者,只能吃它的邊角餘料,招行要麼不做,要做就不能做跑龍套的角色。
馬說,他研究香港的恒生銀行(後來吃飯時我曾問他,深圳的優秀企業,大都在心目中有一個標杆的企業,專門研究它,向它學習。象萬科的標杆企業就是香港新鴻基地產,平安的標杆就是滙豐,華為的標杆似乎是思科,招行的標杆是花旗嗎?馬說,花旗還不是,花旗不是招行可以學的,招行的標杆是香港的恒生銀行和印度的FTFA,招行與其有可比性,有學習的實用價值),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它也經歷了轉型過程。在利率自由化之後,大企業紛紛棄你而去,衝擊很大,恒生轉向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走過來了。
中國也在經歷一個利率市場化的過程,大企業有實力,可以跟銀行談判,壓低利率,象招行這樣的小銀行也承受不了;還有象短期融資債的推出,招行也很有壓力,因為那些大企業發了債,立即就過來還你的貸款。所以利率市場化之後,招行也就必須做中小企業的融資業務。中國一直在叫中小企業融資難,這其實是個制度問題,只要利率市場化,中小企業融資就容易解決,因為可以提高利率,風險和收益相匹配。
馬說,招行轉型以後,也把批發業務轉向中小企業。現在招行的中小企業貸款占全部的40%。招行現在寧願不去西部地區的省會去開分行,也要把開分行的指標放在長三角、珠三角的二三線城市,就是搶佔這些地區的中小企業業務市場。馬說到這裡甚為得意地說,這一招現在看來占了大便宜,因為原來銀監會對每年開分行的數目有指標限制,當時一年只能開3個分行,招行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三大都市圈地區(象呼和、西寧、南寧等許多省會,都還沒有開分行),這兩年政策改啦,象東北地區,可以不受指標限制了,當年我們沒在長春開分行,省這個指標還省對了,現在在長春開分行不用指標了。
但是,大企業客戶招行也不是沒事兒可做。比如,一個是企業年金,招行做得很早,9年不懈努力,股份制銀行的年金牌照全國總共只批了3個,招行拿到其中一個;還有一個,現金管理,GE在中國搞一個20億美元的現金池,招行一舉中標;再一個是銀關通,和海關合作,招行幾乎壟斷了這塊業務。其餘象貿易融資,離岸業務,招行都做得相當不錯。
“你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什麼業務都要做龍頭,不能做跑龍套的角色”。馬說。
最後說到企業文化的問題。馬蔚華說,企業文化源於出身。什麼出身就會形成什麼樣的文化。招行的創新文化,服務文化,風險文化,都是給逼出來的。招行最初創辦時,只有幾十個人,一億資本金,與四大行相比是後娘養的,完全不可能有政府客戶,你不創新,你連活都活不下去,更不要說發展,所以逼著你創新,人無我有。服務文化也是這樣,四大行服務不好,那我們就把服務做好,四大行服務不夠人性化,那我們就在人性化上做文章。風險管理也是,四大行出現不良資產,可以讓國家來幫它填,而招行這樣的銀行,就只能自己拿資本金來填,這就逼著你嚴控風險。
轉到飯桌上後,閒聊的成分就多一些了。幾個月前招行的股價還是十五六塊時,曾跟他一起吃過飯,當時他對招行股價如此之高感到擔心,現在招行已在40元左右了,如何看?馬含糊過去不太想評論股價,只說價格是市場決定的,都應有其合理性。但後來還是說,有泡沫的成份,象招行現在的市值都超過德銀了,這不正常。象有的中資銀行市值都超過花旗了,更不正常。
問他現在不少公司借著股價高企的機會,趕緊增發股票圈錢,萬科便是如此,還有象國美更是如此。招行為何不募資來補充資本金?馬回答的隱含意思似乎是,增發有一個大股東股份被攤薄的問題,所以要看大股東願意不願意。
也說起原來咼中校文章中,說到四大寇(平安、招行、華為、中興)揚言搬到上海的事情。馬蔚華說,招行從來沒打算把總部搬到上海。我就問他,是深圳政府做了工作的緣故呢,還是你們就是借此機會來跟豪爽的上海政府要地?馬說招行確實在上海要到了一塊很好的地,就在黃浦江邊。他說後來他跟上海市長韓正見面,說到這個事情,他說,紐約是全球金融中心,所有的大銀行都要在紐約設分行,可也沒說所有的銀行都要把總部搬到紐約去啊;同樣,上海要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所有的銀行都要在上海設分行,也不是要所有銀行都要把總部搬到上海去啊,上海要這樣做,會把全國都給得罪了。何況招行將來成長性最好的信用卡中心都放在上海了。馬還說,他跟李鴻忠和許宗衡都說過,四家企業也都不會真的搬走,但是政府應看到,這是在給政府提個醒,說明深圳政府的服務有問題了。
凱恩斯的投資哲學
轉自《VALUE》雜誌2007年第三期
(一)
凱恩斯是“大傻瓜遊戲”與“選美比賽”兩大投機經典現象的發現者,這出自《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12章“長期預期狀態”的第五小節。
在此之前,凱恩斯已談到我們據以估計預期收益的知識基礎極其脆弱,如果想估計10年後的一條鐵路、一座銅礦、一家紡織廠、一種專利藥品的信譽、一艘大西洋油輪、一座倫敦市中心區的建築物的收益到底有多少,我們所能依據的知識實在太少,有時甚至完全沒有,即使把時間縮短為5年以後,情況也是如此。
估值知識的不完備和被投資的公司經營的不確定性又被飄飄忽忽的市場心理大大加強了,“按成規行事所得到的市價,是對事態一無所知的群眾心理的產物,自然會受到群眾觀點突如其來的變化的劇烈影響。而使群眾的觀點發生變化的因素並不一定要求與投資的預期收益有關,因為群眾向來就不相信市場會穩定,尤其是在非常時期,沒人會相信目前的狀態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這樣,即使沒有具體理由可以預期未來會發生什麼變化,但市場仍很容易一會兒受到樂觀情緒的支配,一會兒受到悲觀情緒的衝擊。”凱恩斯這段話與價值投資之父格雷厄姆的“市場先生”概念如出一轍。
儘管市場專家所擁有的知識和判斷能力遠遠超過普通投資者,凱恩斯還是提醒我們,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預測某一投資品的收益能力並不比一般人高出多少,而僅僅比一般人稍微早一些。他們並不關心股票真正值多少錢,而是關心在群眾心理的影響下,上述股票在3個月或1年以後在市場上能值多少錢。
接著,凱恩斯舉了“擊鼓傳花”(也叫大傻瓜遊戲)和“選美比賽”兩個例子:“智力的爭鬥,在於預測幾個月之後按成規所能確定的股票市價,而不是預測在未來好幾年中的投資收益。甚至這種爭鬥也不需要為行為職業投資者提供什麼好處,他們相互之間就可以玩起來。參加者也不需要真正相信,墨守成規從長遠來看有什麼合理的依據。從事職業投資好像是在玩一種‘叫停’的遊戲,一種‘傳物’的遊戲,一種‘占位’的遊戲,總而言之,猶如一種供消遣的遊戲。在這種遊戲中,勝利屬於不過早或過晚‘叫停’的人,屬於在一次遊戲結束前能把東西傳給相鄰者的人,或者在音樂停止前能佔有座位的人。這些遊戲可以玩得津津有味、高高興興,雖然每個參加遊戲的人都知道,東西總是傳來傳去,而在音樂停止時,總會有人沒來得及把東西傳出去,也總會有人沒有得到座位。
“或者我們換一種比喻,職業投資者的投資好比報紙上的選美競賽,在競賽中,參與者要從100張照片中選出最漂亮的6張,所選出的6張照片最接近於全部參與者共同選出的6張照片的人就是獲獎者。由此可見,每一個參與者所要挑選的並不是他自己認為是最漂亮的人,而是他設想的其他參與者所要挑選的人。所有的參與者都會以同樣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致使挑選並不是根據個人的判斷力來選出最漂亮的人,甚至也不是根據真正的平均的判斷力來選出最漂亮的人,而是運用我們的智力推測一般人認為最漂亮的人。”
例子非常貼切鮮亮,讓人過目不忘。它們也確實反映了直至今天絕大部分市場交易者的面貌,不管這些人身處股市、期市、匯市,還是房市。因為所謂的選時策略、趨勢投資或技術分析理論無不建立在“大傻瓜遊戲”與“選美比賽”的基礎之上,甚至包括互聯網泡沫時代那個看誰跑得快的寓言(兩個人在森林中遇見大熊,一人拔腿就跑,他並不是與熊賽跑,而是與另一個人比賽誰不會被熊吃掉),也是一樣的道理。
(二)
早年的凱恩斯也是“大傻瓜遊戲”之類的投機者。據《投資的藝術》(凱恩斯文集)介紹,凱恩斯的投資經歷可以從1919年6月他從財政部辭職為界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05-1919年),凱恩斯進行少量個人投資並向朋友們提供諮詢,他的交易量有限,投資收益主要來自儲蓄。第二階段(1919-1946年),凱恩斯在金融市場上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同時代客理財,他擔任過劍橋大學皇家學院的財務總監和國民互助人壽保險協會的主席及幾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這些年間,他的收入主要來自金融投資收益,只有小部分來自學術活動。
凱恩斯起先主要從事外匯投機,也涉及一些股票和商品期貨,但收益很有限,有一段時間甚至虧損累累。1919年秋季,凱恩斯認為,由於英國物價增長速度快於美國,所以英鎊與美元之間的匯率必然下降,與此同時,由於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通貨膨脹率高於英國,英鎊對這三種貨幣的匯率將會上揚。所以,凱恩斯做多美元,做空法郎、馬克和里拉。這種判斷在一段時間內是對的,到1919年年底為止,凱恩斯共賺了6,000英鎊。在此激勵下,凱恩斯和一位朋友于1920 年1月組建了一家合夥人公司,投入更多的資金炒作外匯,在短短幾個月內,公司仍延續1919年的投資決策,成績斐然。可是在1920年5月左右,法郎、里拉和馬克出現逆轉,反而對英鎊升值,時間雖然不長,卻足以讓凱恩斯出局。如果凱恩斯的主要債務不是來自家人和朋友的話,他早已破產了。凱恩斯向一位金融家寫信透露:“我本人不可能參與投資,因為此前的損失已使我無力按現在的市場價格進行投資。但以目前的價位,任何人介入都會前景光明。對自己經營無方導致無法利用目前的機會,我深感痛惜。”幸虧朋友們從沒懷疑過凱恩斯的金融天才,借錢給他繼續炒作外匯,而凱恩斯仍確信做空馬克、法郎和里拉是不會錯的,這次他的判斷是正確的,到1922年,凱恩斯已還清了親友們的“道德債務”,自己還賺了近3萬英鎊的純利潤。
但從1922年至1929年的7年中,有5年凱恩斯的投資收益低於《銀行家雜誌》指數,說明他的投資仍不是很成功。只是到了1929年以後,凱恩斯的投資收益才比市場表現好,顯示出他超人的投資能力。
凱恩斯1946年去世時,他的淨資產達到了411,000英鎊,而1920年其投資組合僅價值16,315英鎊。這也就是說,凱恩斯獲得了13%複利計的年收益率,在通縮嚴重,又遇到1929-1932年和1937-1938年的經濟大衰退的情況下,能取得如此優異的成績殊為不易。巴菲特在回應人們對他的老師格雷厄姆投資業績的質疑時曾提醒大家,格雷厄姆是在什麼狀況下投資的。而格雷厄姆與凱恩斯是同時代的人。
在歷史上,比凱恩斯更會在股市中賺錢的西方經濟學家只有18世紀的李嘉圖。21歲的李嘉圖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時,其財產不過區區800英鎊,30年後他去世時,留下的財產價值達到675,000-775,000英鎊,這說明他每年獲利達28,000英鎊。
據《現代經濟學的歷程》的作者馬克•斯考森介紹,李嘉圖早期的主要財源來自投機政府公債,投身規模十倍于現金市場的期貨市場。李嘉圖的一位同時代人這樣描寫他:“有人說他反應極其敏捷,能夠在大市變化時,察覺到股票(政府公債)相對價格之間可能出現的任何偶然差額。”李嘉圖主要從事短期交易,而且他“會將一大筆資產中的一小部分變現”,一般是一天200-300英鎊。李嘉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從事的都是小額交易,就算出了問題,也沒什麼好心疼的。”
19世紀初葉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政府依靠證券交易來保證不斷增加的支出,李嘉圖與他的夥伴經過激烈的競爭,獲得了1811-1815年戰爭期間所有的政府貸款承包人項目,財富再次飛速增值。
但後人並不滿足于李嘉圖的暴富僅僅是由於日積月累的一次次投機的說法,一些人認為,當時英國股市存在一個小圈子,裡面都是操縱市場的行家,他們被稱為 “熊市投機家”,因為他們往往會在政府債券市場上進行“熊市奇襲”,而李嘉圖就是這個小圈子的首腦。李嘉圖及其一黨設法使公眾出現恐慌,進而使統一公債的價格急劇下降,然後低價收購之並從較高的利息率中獲利。有人就指責李嘉圖1810年寫那本名為《金塊的高價》的小冊子的目的就是想壓低債券的價格,而且 1810年後期債券價格果然迅速下滑。
儘管凱恩斯與英國財經當局的關係要比100多年前的李嘉圖更為密切,但沒人指責凱恩斯因此而發大財。由於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股市崩潰,大牌經濟學家的影響力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1926年,一位瑞士銀行家向凱恩斯表示對未來股市的擔憂時,凱恩斯卻堅定地說:“我們的時代再也不會出現進一步的股價下跌了。”1928年年末,凱恩斯寫了兩篇文章,再次預測華爾街不會出現衰退。
當然,最慘的是美國貨幣主義學派的創始人費雪。費雪不僅寫了30多部專著,而且勤于從商,他在1912年取得了名為“羅拉代克斯”的索引卡片系統專利,即在卡片底部切一個槽,通過這個槽把卡片固定在一條金屬帶上。儘管至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在享用這個發明,當時卻沒有一家公司願意採納,費雪於是在1913年成立了生產和銷售“羅拉代克斯”的公司,12年後,公司被收購,費雪也因此身家百萬。具備企業家精神的大經濟學家很快成為20世紀20年代的“華爾街的先知”,費雪一邊大力鼓吹“新經濟”的美好未來,一邊通過保證金購買了大量的小盤成長性股票。據估計,在股市最高峰時,費雪持有的股票市值達到1,000萬美元。
1929年秋,華爾街搖搖欲墜,費雪在9月告訴《紐約時報》“股票價格可能會有所回落,但絕沒有任何崩盤的可能”。1929年10月16日星期一,離股市崩盤不到兩周,費雪發出了好幾代人都不能忘卻的預言:“股價看來永久地達到了較高的穩定水準。”
雖然當年年末道指從9月3日的最高點381跌到200點,費雪仍寫了一本名為《股市崩盤——及以後》為自己辯護,而且認為“至少就近期來說,前景是光明的”。
費雪在股市中的朋友兼對手、當時以看空聞名的技術分析家巴布森說過一句絕妙的話:“不幸的是,我不能像一個醫生那樣把自己的錯誤埋葬在四英尺深的地下。”但費雪在股市中的財富也被隨之而來的大崩潰徹底埋葬了,他妻子的姐姐很富有,才把他從破產中拯救出來。1935年,費雪在耶魯大學被強制退休,窮困潦倒,他尋找各種致富的辦法想東山再起,比如發明一種可折疊的三條腿椅子,卻無人採納。1947年,費雪患癌症去世,仍欠了親友一屁股的債。
(三)
凱恩斯在這場世界性的貨幣災難中也失去了淨資產的四分之三,其中主要是商品損失,1931年時他甚至想過要把兩幅最好的收藏畫(馬蒂斯的《脫衣》和瑟拉的《靜物》)出手賣掉,只是在最低心理價位上仍然沒有找到買主。但凱恩斯比費雪在災難中學到的東西更多,在他1930年至1931年寫作的《貨幣論》中,承認自己過去的過分判斷是錯誤的。然後,凱恩斯于1932年重新進入華爾街,到了1936年時,他的淨資產已超過了50萬英鎊,相當於今天的1,600萬英鎊。在這段時間裡,他的資本升值了23倍,而華爾街的股價同期僅僅翻了三倍,倫敦的股價則幾乎沒有動。
《凱恩斯傳》的作者羅伯特•斯基爾斯基指出,此時的凱恩斯早已把過去的投機習慣拋諸腦後。在20年代,凱恩斯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科學的賭客,他在貨幣和期貨上進行投機,想按照經濟週期來玩一把,這時他相信“預測”的高峰期,他認為可以通過預測短期變化規律,在這些市場上成為贏家。即便是在1936年,凱恩斯偶爾也會玩玩這種賭博的直覺,他一次投機小麥期貨失敗,不得不從阿根廷向倫敦調運夠全英國吃一個月的小麥,凱恩斯計畫把小麥囤積在國王學院的小教堂裡,但親自丈量後,認為只能裝下一半的小麥。凱恩斯靈機一動,要求把遠道而來的小麥鋪灑在地上,將蟲子挑出來,檢查品質,結果花了一個月時間。而這時小麥的價格又上去了,凱恩斯因此化險為夷。
不過,到了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形成了新的投資哲學——要牢牢地守住幾隻經過精心挑選的股票(他把它們稱為自己的“寵物”),在股市下跌時,一個投資者應該是買,而不是賣,找到便宜貨的期望要比屈服於大眾的恐慌心理更加理性些。
美國當代著名的投資基金經理彼爾•米勒在2005年的演講中聲稱,自己的投資理念來自於凱恩斯,並指出“這位偉大投資家”早在一份備忘錄中就已經說明,“逆向性思維”才是他的投資哲學真諦。
的確,凱恩斯多次提到類似的投資哲學,他在1937年9月給一位元法國金融記者的信中寫道:“正是在生活和行動的這個領域裡,勝利、安全與成功從來總是只屬於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如果你發現有人同意你的看法,你就應該改變你的主意。當我能夠說服我的保險公司的董事會去買某檔股票時,按照我的經驗,這就是應該賣掉這檔股票的時候了。”
如果我們認真閱讀《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十二章,會注意到凱恩斯在敘述“大傻瓜”和“選美”兩段後,緊接著寫道:
“讀者也許會提出問題:假如一個人運用自己的才能,不受這種盛行的遊戲的干擾,根據自己所作的長期預期繼續進行投資,那麼,在長時期中,他肯定能從其他遊戲者手中獲得大量的利潤。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的確有如此態度慎重的人,不管他們對市場的影響是否超過其他遊戲者,都會使投資市場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我們必須補充一點,在現代投資市場上,存在著許多壓制這種人的影響的因素。基於真正的長期預期進行投資在今天實在是太困難,以致極少有實現的可能性。試圖這樣做的人,肯定要比那些試圖以超過群眾的精確程度來猜測群眾行為的人花費更多的精力,而且還要冒更大的風險。在智力相同的情況下,前者可能要犯較多的災難性的錯誤。經驗中還沒有充分的資料可以證明:對社會有利的投資也是利潤最大的投資。戰勝時間和消除我們對未來的無知所需要的智慧要超過‘起跑在槍響之前’ 所需要的智慧。而且人的壽命有限,人性總是速效的,所以人們對迅速致富有著特殊的興趣,而一般人對將來所能得到的總要打許多折扣才能使它變為現在的價值。對於那些完全沒有賭博本領的人來說,玩這種職業投資者所玩的把戲會使他們感到討厭,甚至會使他們緊張到無法忍耐的程度。然而,那些樂於此道的人卻願意為它付出應有的代價。還有,不甚重視市場近期波動的投資者為了安全起見,必須擁有大量資金,並且不能用借來的全部資金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這是為什麼智力相等、資金相等的兩個人,從事消遣遊戲的人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報酬的又一個理由。在投資基金由人數眾多的委員會、董事會或銀行管理的情況下,在現實中,招人品評最多的人恰是那些最能提供社會利益的長期投資者,因為他們的行為在一般人眼裡,一定是怪癖、不守成規、又過分冒險。如果他們有幸獲得成功,得到肯定的也只能是人們對他們的評語。在短時期中,如果他們遭受了失敗(這是很可能的),那麼,他們不會得到多少同情與憐憫。處世哲學告訴人們:就人們的聲譽而言,循規蹈矩的失敗者要好于獨出心裁的成功者。”
也就是說,凱恩斯在1935年寫作此書的時候,他自己未必贊成“大傻瓜”和“選美”的投機遊戲,但這裡論述的是大多數人的投機行為模式,沒必要把自己的“逆向性投資哲學”等成功心得作番表白。
唉,《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部創造力極強卻很難讀懂的大書,如果我們沒有凱恩斯的投資實踐記錄及許多書信備忘錄,恐怕難以發現他真正的投資理念是什麼。
現在我們知道,凱恩斯想說的是堅持逆向性投資或真正的價值投資所遇到的巨大困難。斯吉德爾斯基發現,凱恩斯參與管理的投資公司或專案,他直接控制的力度越大,投資效益也越好。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他所掌管的“學院公款基金”,由於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下,它的資本在1920-1936年間增長了近六倍,從3萬英鎊增加到20萬英鎊,而其增值大多發生在30年代裡。“國民共同基金”和“地方保險公司”的投資決策由董事會決定,而凱恩斯只是其中的一名董事,其收益遠遠沒有那麼好。
到了1944年,凱恩斯仍為自己的投資理念到處碰壁感到無奈。1944年3月初,凱恩斯建議伊頓公學買進澳元債券,而當時一位銀行家雷德利以未來美元和澳元的聲譽不一定可靠為由拒絕。凱恩斯寫了一封信給雷德利:“很抱歉在電話裡吵了一番,我投資的中心原則是採取與多數人意見反向的操作。理由是,如果每個人都認同某個項目的優勢,那麼,其價格一定很高,因而沒有吸引力。現在很明顯,我不能兩方面兼顧——即要大多數人同意我的投資觀點。所以,如果其他有關人員對此沒有足夠的信心讓我去投資,事情的實質就成了我必須從這個不平等的戰場中退下來。你會據理力爭地說,一個機構這樣做是錯誤的,即使事後證明你成功了。那樣的話,我為什麼要浪費精力呢?”
(四)
正如莫札特的音樂那樣,凱恩斯的投資哲學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很現代很當代,且不說凱恩斯外匯、商品和證券多管齊下的投資風格與今天的對沖基金模式很契合,單就股票投資而言,他的觀點可能直接啟發了巴菲特等人。
請看:
“正確的說法是,我寧可進行一項自己有足夠信心來判斷的投資,而不是投資10種自己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的證券。”(1942年)
“如果我對資產和獲利能力滿意的話,我也準備忽視一時的價格波動。我的目標是購買具有令人滿意的資產和獲利能力以及市場價格相對低的證券。如果我做到了這一點,就同時做到了安全第一和資本獲利。所有的股票都會暴漲暴跌,安全第一的策略實際上是必不可少的。一旦你實現了安全第一,就能獲得利潤。如果一種股票具有安全、優質、價格低廉這幾種特點,它的價格一定會上漲。埃爾德•丹普斯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並沒有對這種股票很快上漲有任何預見,我選擇它因為它使我感到非常安全,除短期波動外,它在幾年內不太可能下跌。”(1942年)
“我確信皇家學院之所以投資收益較好,主要因為它把大部分資產投資在不到50只的最佳品種中。把自己的雞蛋分散在很多籃子裡,但沒有時間或機會去看看有多少個籃子的底部有沒有洞,這樣做肯定會增加風險和虧損。”(1938年)
這些看法,我們可能首先會在巴菲特的言談中聽到,現在發現,巴菲特的言談可能來自於凱恩斯。
當然,所謂“逆向性投資哲學”也是傳統智慧的一部分。我們上文曾提及人們對18世紀末的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操縱股市的指控,根據歷史記載,李嘉圖確實注意到投資公眾總是對各種事件反應過度,因而利用股價高估和低估賣出和買進,所以我們不排除他有時還會煽動這些過度買入或過度賣出的投資公眾的可能。但是,下面的一個案例是李嘉圖無法操縱的,它涉及的是逆轉歐洲命運的滑鐵盧生死戰。
1815年6月14日,也就是滑鐵盧戰役的前4天,英國政府要進行戰爭期間最大也是最後一次貸款,數額高達3,600萬英鎊。當時政府公債萎靡不振,因為貸款數額太高,而戰爭的結局仍是未知數。此項貸款共有四方參與競爭,而李嘉圖最終勝出。李嘉圖大膽地持倉極度低迷的政府債券,這是他生平中最大的一次冒險。其他投資者都在滑鐵盧戰役之前清倉,但李嘉圖沒有,他一直等到英國統帥威靈頓將軍戰勝拿破崙的驚人消息傳來,政府公債的價格頓時飛漲,而他立時成了百萬富翁。
我從斯考森的《現代經濟學的歷程》中讀到這則故事後,很是驚訝。因為我早就知道另一個與此密切相關且非常有名的故事。當時歐洲最大的銀行家羅斯柴爾德也是李嘉圖的主要商業對手,他一定沒有像李嘉圖這麼做,因為傳說羅斯柴爾德派人實地觀察滑鐵盧戰役的結果,等到威靈頓大勝後,馬上放鴿子到倫敦,羅斯柴爾德比公眾搶先一步買入公債,然後大發其財。
這真是一個絕佳的對比,一個是利用“內幕”消息或資訊靈通,比公眾搶先一步獲得成功;另一個是根據自己的獨立判斷反其道而行之,然後發達。
有趣的是,大多數人都更願意相信羅斯柴爾德,這是為什麼?
(五)
公眾不是傻瓜,他們深知反其道而行之所面臨的風險和因此所要遭受的痛苦。
真的,大多時候,反向投資與見識無關,它與能否承受心理和生理的極度恐懼有關。
李嘉圖的好朋友馬爾薩斯也是一位大經濟學家,見識不可謂不高。滑鐵盧公債發行之前,馬爾薩斯曾經讓李嘉圖為他購買5,000英鎊的債券,隨著戰爭的臨近,馬爾薩斯坐不住了,他要李嘉圖把自己的份額賣掉,哪怕只能獲得很少的利潤。結果是馬爾薩斯不僅沒能像李嘉圖那樣發財,而且經常要接受李嘉圖的資助。
在滑鐵盧戰役有了結果之前,李嘉圖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從凱恩斯的一些書信和檔案中窺出一些逆向投資者的心情消息來。
凱恩斯的投資人生曾有過三次大的失敗,分別是在1920-1921年、1928-1929年和1937-1938年間。我們已介紹過前兩次失敗,在從 1937年春季開始的大衰退中,凱恩斯竟又損失了所有財產的三分之二。由於凱恩斯從經紀商那兒大量融資投資股票,一場市場浩劫襲來,從1936年年末到 1938年年末,他的淨資產價值從506,222英鎊下降到181,244英鎊,這並不令人奇怪。雪上加霜的是,凱恩斯的財富在縮水的同時還伴隨著健康狀況的惡化,華爾街股市的下挫發生在他心臟病發作之時。
凱恩斯的貸款數量很大,但他堅持對這些股票的信心,一直不願出手。而凱恩斯的心情卻越來越緊張,1937年9月2日他從療養院寫信給朋友:“儘管我的處境仍完全正常,但我不想借一筆鉅款。我還未到變為熊市心態的地步,但在借貸上我更不願意有牛市心態。將債務降低是一個必要而又枯燥無味的、困難的過程。”
《凱恩斯傳》寫道:
“但是,這卻是現在所要採取的步驟。他的股票經紀商巴克馬斯特—摩爾公司要求他增加保證金,所以他減少債務的唯一辦法是在下跌的股市中拋售股票。股市的持續下跌對他的身體恢復起了延緩作用,而股市的短暫復蘇和接踵而來的更嚴重的崩盤,對他的心臟也產生了衝擊。他在10月10日給母親的信中說:‘市場糟透了,但我的感覺是價格現在已經跌到了穀底。’事實上,華爾街在九天后又大跌了一次。莉迪婭在11月的治療日記中寫道:‘股市暴跌對健康是致命的打擊。’1937年11月16日,梅納德給國民保險銀行的 G•H•萊克奈爾的信中說:‘當然,我認為拋售的時機應當在春季,但在當時十分難以確認。”
凱恩斯所主導的包括國王學院、國民地方保險公司、國民人壽保險公司等機構的投資也有慘重的損失,1937年,國民人壽保險公司的帳面資本損失了641,000英鎊。臨時代理凱恩斯出任主席的寇松不斷要求拋售股票,1938年3月18日凱恩斯寫信給寇松,說“第一,我不相信低價拋出是對沒能在高位時出手的一種補償……價格不合理地跌至合理價值以下時,往往會經歷一段長時間的沉寂,此時彌補以前的失誤已為時過晚,正確的選擇是靜觀不動。第二,市場已走向低谷而手中仍持有股票,對此我並不汗顏。我並不認為,一個機構或一個嚴肅的投資者應在市場下挫時隨時準備割肉斬倉,或者一旦手中的股票下跌就陷於自責中……一個投資者的目標或者說應有的目標應當是長期收益,這也是評價投資者的唯一依據……至於在市場進入低谷前,我們應全部拋出股票,換成現金,這種想法不僅異想天開,並且有損於整個體制。”
然而,國民人壽保險公司1938年一季度資本損失高達231,000英鎊,讓機構中的悲觀主義更為彌漫。凱恩斯又寫了幾封信給該機構中另兩位同事,信中這樣寫道: “這並不意味著我反對在市場價格逐漸回升時逐步售出,正如我喜歡在市場下跌時逐漸買進。我對市場反應的準確色調(如果可以這樣比喻的話)在其他場合表現得更明顯,從去年10月到今年3月,我一直在適量買入,而10月前未能及時大量售出,結果是3月31日我在美國投資的帳面價值達到了最高點。從5月到現在,在價格逐漸上揚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分批售出,售出量已超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的買入量,應當說,普通股出手量比你認為合適的14%還要高。但實際倉位並沒有明顯減輕,因為售出的一半的普通股又投資於債券和優先股。事實上迄今為止,我一直在利用這段行情提高證券的品質而不是減少數量。但以後我不傾向於在品種間換來換去,而且在市場每一次彈升時都應減輕倉位。假如市場總體回升達到10%-20%,我的售出將會較慢。但當市場再上漲到20%時,市場會異常活躍。假如再出現一個20%-30%的上漲時,市場恐怕會進入危險地帶。”寇松和董事會對凱恩斯的說法不以為然,凱恩斯於是在1938年10月辭去國民人壽保險公司董事會主席的職務,並向一位朋友解釋說:“一個人對他覺得最不滿意的那些活動就應當加以放棄。”這似乎又回到1935年凱恩斯寫《通論》時的預言:“處世哲學告訴人們,就人們的聲譽而言,循規蹈矩的失敗者要好于獨出心裁的成功者。”
隨著華爾街的復蘇,事實證明了凱恩斯的遠見。然而,二次大戰的陰影襲來,人們開始憂慮它對股市所造成的傷害。凱恩斯再次表示出了他的樂觀主義:
“如果戰爭真的爆發,我看也沒有什麼可怕。金邊債券市場的價格是固定的,而且我相信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借款利息不會高於3.5%。從長遠看,如果大戰爆發引起通貨膨脹,會對股票市場極為有利。當然,其前提是私人資本主義制度能生存下來。
作為一名投資者,更有理由懼怕長期的焦慮和擔心,而實際上沒有爆發戰爭。但我懷疑去尋找更好的隱蔽所,對於個人和集體是否有什麼好處。毫無疑問,正確的策略是要把目標定在可行的範圍內,而不是過多地考慮資本價值。我不認為目前的盈利水準特別差,也不可能差,指數表明,有價證券的下跌與利潤降低並不成比例,目前困擾我們的是對於資產流動性的偏好。也難怪如此,任何人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力和勇氣,才能度過這個時期。對於一個長期投資的機構來說,不會有避難所,而且也不應有。你可以這樣安慰自己:假如明年價格再度下挫(市場總體下跌10%-15%或者更多),大家保證金都不夠,那時就沒有什麼可羞愧的了。這的確是一種冷靜地接受共同命運的態度,而不必太瘋狂地奮鬥,期待與眾不同的業績。”
下面是凱恩斯在1938年5月8日致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財產委員會的備忘錄的一部分,從1937年8月31日至1938年1月1日,短短4個月內,學院的股票貶值了足足20%,財務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惶惶不安,而凱恩斯卻是寵辱不驚,娓娓道來。這可能也是凱恩斯對自己的投資生涯與經驗的最好總結:
“事實上,我從以上經歷接受的主要教訓是與我20年前開始時相信的正好相反,當時我第一次建議學院投資普通股,當時我相信可以採用當時被稱為信用週期的策略獲利,即蕭條時持有股票,繁榮時售出。我們購買了包括每一主要行業的少量熱門股票。自那時起,出現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和劇烈的市場漲跌。我們在價格大跌時購買了一些股票,這一點相當成功,然而我們卻沒能較好地在不同的貿易週期的階段利用有規律的市場運動買賣普通股票。比如,在過去的9年中,曾有兩次,我們的這類投資在短短幾個月中總體損失了20%- 50%,而我們沒能逃避這種週期運動。事實上,我兩次都在某種程度上預見了災難,然而,這些短期的嚴重損失及沒能有效利用市場波動並沒有影響最終成功的投資效果。
“通過這些經歷,我清楚地認識到,由於各種原因進行大量投資轉移是不切實際的,而且確實不可取。那些售出過晚、購入太晚的人,反復操作會增加大量費用,並產生極易波動的投機心態。如果這種心態傳播開來,將會加劇對社會嚴重不利的市場波動。現在我認為,成功的投資取決於三個原則:
“(1)仔細選擇幾項投資(或幾種類型的投資)。應考慮到該項投資目前的價格與幾年後可能出現的實際價格以及投資項目的內在價值,同時還要與其他可供選擇的項目進行比較。
“(2)長期大量持有這些股票。也許要堅持幾年並直到價值完全顯現出來,或者明顯有證據表明購買這些股票是一種錯誤。
“(3)合理的投資組合。過於集中地持有某些品種存在各種各樣的風險,如果可能的話,應戰勝風險(例如在選擇其他有價證券時,應持有黃金股票,因為黃金股票往往與市場漲跌反向波動)。
“用15先令的價格賣出1英鎊,同時希望用12先令6便士的價格買回的做法是錯誤的。而拒絕用15先令買1英鎊也是錯誤的,你的理由是這1英鎊不可能是真的(大量經驗表明,用15先令有時可以買到1英鎊。因為這時很多人都在等待它下跌到12先令6便士)。另外一條重要的法則是避免第二等級所謂安全投資。這樣的股票不會上漲,而且必然會下跌。這是普通投資者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理想的投資組合應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購買完全有把握未來能獲利的品種(它們未來的升值和貶值取決於利率);另一部分是相當看好的有價證券,它的大幅升值可以補償那些即使用世界上最高超的技巧操作也難逃厄運的相當數量的投資專案。
“以下事例可以證明,選擇正確的股票比正確利用市場的波動在熱門股票和現金之間來換手能夠獲得更多的利潤。如果後者的目標在於(如果對大額投資負責任的話)尋找某些特殊股票,那麼應避免在跌勢上難以大批出手的品種,而且組合必須包括若干極易轉換的熱門股票以分散風險。這意味著,指數的波動可以作為與投資策略相關的實際價值運動的導向。選用的指數顯示(1月1日公佈的指數),1929年和1937年有兩個高峰,1932年或1933年和1938年有兩個低谷。英國股市從100點下跌到50點,又漲到90點,然後回落到74點;美國股市從149點下跌到46點,回升到88點,然後回落到55點。這些1月1日指數公佈的並不是絕對的高峰和低谷,但那些平均在100點賣出英國股,又在50點的價格重新投資,再以90點賣出,74點買進(同樣,美國股市在149點售出,46點買進,88點售出,55點買進)的人一定是在預測信貸運動週期方面有超人的技巧。如果他用一半資金買進英鎊證券、另一半買進美元證券的話,除去他在操作中損失5%的利率,他已經在9年內將投資價值從100提高到182。事實上,“賈斯特”的投資值在這段時期內從100提高到262,因此,升值(162%)幾乎是那個信貸週期天才盈利的兩倍。
“市場蕭條是無法躲避的,只能靠清醒和耐心度過難關。在低谷時期,你可以尋找一些相比之下不合理下跌的證券進行投資,這樣做往往比來回進出市場更為可取。投資者的心態一定不能受股票每日價格起伏的影響,也不能因市場一時的震動失去理智。你不瞭解價格波動的幅度,正如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並不意味著你的投資是安全的。目前投資農產品比投資錫礦要危險得多,而我們購買瓦拉比項目一直是比“賈斯特”的普通股風險更大、獲利更少,而且麻煩更多。
不幸的是,事實上,資本市場的現代結構要求上市證券的持有者比擁有其他形式財富的人更有膽量、耐心和意志。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投機者有時比投資者更為安全,這一點我曾在委員會上講過。投機者是一個知道他自己所冒風險的人,而投資者是一個對此一無所知的人。任何證券投資的管理人員都是低生活目標的追求者,他沒有社會價值,至多是憑技巧取勝的遊戲的配角。然而,投資瓦拉比項目的正確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建設性的、對社會有益的企業,在這裡,我們可以發揮一個真正的企業家的作用,我們團體中的許多人都有理由為自己能為此發揮作用而感興趣。我對財產委員會——從他們一本正經的面孔和沉著冷靜的風度可以看出——對從股票市場獲得利潤或虧損的處變不驚的姿態表示歡迎,他們對農業收成的好壞大喜大悲。當然,無論如何應時時剖析我們所做的事情及我們的投資原則,這樣做可能更為有價值和明智。”
後記
十幾年前,我從伯頓•麥基爾的《漫步華爾街》中瞭解到凱恩斯的“大傻瓜遊戲”與“選美比賽”,印象非常深刻,覺得這確實是投機經驗之談。後來,又看了幾遍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12章,但總覺得有點彆扭。1998年,我讀到了凱恩斯文集《投資的藝術》,發現凱恩斯的投資實踐和理念十分豐富,並不似“大傻瓜”和“選美比賽”這麼簡單。我就有了寫一篇有關凱恩斯投資哲學的讀書筆記的計畫,可一來自己對凱恩斯的投資哲學理解不深,二來《投資的藝術》的中文翻譯也有毛病,所以遲遲沒有下手。我想了好多年,漸漸悟出所謂的“選美比賽”是一種不良的投資習慣(相信很多老投機同志一定會跟我急),因為總得看別人“臉色”行事的投機行為要長期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而真正成熟的凱恩斯投資哲學與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和其他大家的成功之道不謀而合。嚴格地說,凱恩斯在投資理論上的地位與格雷厄姆並駕齊驅,在投資實踐上,還要比格雷厄姆技高一籌,凱恩斯不愧為傑出的投資大師。所以,我的這篇讀書筆記儘管寫得比較粗淺,畢竟作了些許嘗試。
(一)
凱恩斯是“大傻瓜遊戲”與“選美比賽”兩大投機經典現象的發現者,這出自《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12章“長期預期狀態”的第五小節。
在此之前,凱恩斯已談到我們據以估計預期收益的知識基礎極其脆弱,如果想估計10年後的一條鐵路、一座銅礦、一家紡織廠、一種專利藥品的信譽、一艘大西洋油輪、一座倫敦市中心區的建築物的收益到底有多少,我們所能依據的知識實在太少,有時甚至完全沒有,即使把時間縮短為5年以後,情況也是如此。
估值知識的不完備和被投資的公司經營的不確定性又被飄飄忽忽的市場心理大大加強了,“按成規行事所得到的市價,是對事態一無所知的群眾心理的產物,自然會受到群眾觀點突如其來的變化的劇烈影響。而使群眾的觀點發生變化的因素並不一定要求與投資的預期收益有關,因為群眾向來就不相信市場會穩定,尤其是在非常時期,沒人會相信目前的狀態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這樣,即使沒有具體理由可以預期未來會發生什麼變化,但市場仍很容易一會兒受到樂觀情緒的支配,一會兒受到悲觀情緒的衝擊。”凱恩斯這段話與價值投資之父格雷厄姆的“市場先生”概念如出一轍。
儘管市場專家所擁有的知識和判斷能力遠遠超過普通投資者,凱恩斯還是提醒我們,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預測某一投資品的收益能力並不比一般人高出多少,而僅僅比一般人稍微早一些。他們並不關心股票真正值多少錢,而是關心在群眾心理的影響下,上述股票在3個月或1年以後在市場上能值多少錢。
接著,凱恩斯舉了“擊鼓傳花”(也叫大傻瓜遊戲)和“選美比賽”兩個例子:“智力的爭鬥,在於預測幾個月之後按成規所能確定的股票市價,而不是預測在未來好幾年中的投資收益。甚至這種爭鬥也不需要為行為職業投資者提供什麼好處,他們相互之間就可以玩起來。參加者也不需要真正相信,墨守成規從長遠來看有什麼合理的依據。從事職業投資好像是在玩一種‘叫停’的遊戲,一種‘傳物’的遊戲,一種‘占位’的遊戲,總而言之,猶如一種供消遣的遊戲。在這種遊戲中,勝利屬於不過早或過晚‘叫停’的人,屬於在一次遊戲結束前能把東西傳給相鄰者的人,或者在音樂停止前能佔有座位的人。這些遊戲可以玩得津津有味、高高興興,雖然每個參加遊戲的人都知道,東西總是傳來傳去,而在音樂停止時,總會有人沒來得及把東西傳出去,也總會有人沒有得到座位。
“或者我們換一種比喻,職業投資者的投資好比報紙上的選美競賽,在競賽中,參與者要從100張照片中選出最漂亮的6張,所選出的6張照片最接近於全部參與者共同選出的6張照片的人就是獲獎者。由此可見,每一個參與者所要挑選的並不是他自己認為是最漂亮的人,而是他設想的其他參與者所要挑選的人。所有的參與者都會以同樣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致使挑選並不是根據個人的判斷力來選出最漂亮的人,甚至也不是根據真正的平均的判斷力來選出最漂亮的人,而是運用我們的智力推測一般人認為最漂亮的人。”
例子非常貼切鮮亮,讓人過目不忘。它們也確實反映了直至今天絕大部分市場交易者的面貌,不管這些人身處股市、期市、匯市,還是房市。因為所謂的選時策略、趨勢投資或技術分析理論無不建立在“大傻瓜遊戲”與“選美比賽”的基礎之上,甚至包括互聯網泡沫時代那個看誰跑得快的寓言(兩個人在森林中遇見大熊,一人拔腿就跑,他並不是與熊賽跑,而是與另一個人比賽誰不會被熊吃掉),也是一樣的道理。
(二)
早年的凱恩斯也是“大傻瓜遊戲”之類的投機者。據《投資的藝術》(凱恩斯文集)介紹,凱恩斯的投資經歷可以從1919年6月他從財政部辭職為界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05-1919年),凱恩斯進行少量個人投資並向朋友們提供諮詢,他的交易量有限,投資收益主要來自儲蓄。第二階段(1919-1946年),凱恩斯在金融市場上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同時代客理財,他擔任過劍橋大學皇家學院的財務總監和國民互助人壽保險協會的主席及幾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這些年間,他的收入主要來自金融投資收益,只有小部分來自學術活動。
凱恩斯起先主要從事外匯投機,也涉及一些股票和商品期貨,但收益很有限,有一段時間甚至虧損累累。1919年秋季,凱恩斯認為,由於英國物價增長速度快於美國,所以英鎊與美元之間的匯率必然下降,與此同時,由於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通貨膨脹率高於英國,英鎊對這三種貨幣的匯率將會上揚。所以,凱恩斯做多美元,做空法郎、馬克和里拉。這種判斷在一段時間內是對的,到1919年年底為止,凱恩斯共賺了6,000英鎊。在此激勵下,凱恩斯和一位朋友于1920 年1月組建了一家合夥人公司,投入更多的資金炒作外匯,在短短幾個月內,公司仍延續1919年的投資決策,成績斐然。可是在1920年5月左右,法郎、里拉和馬克出現逆轉,反而對英鎊升值,時間雖然不長,卻足以讓凱恩斯出局。如果凱恩斯的主要債務不是來自家人和朋友的話,他早已破產了。凱恩斯向一位金融家寫信透露:“我本人不可能參與投資,因為此前的損失已使我無力按現在的市場價格進行投資。但以目前的價位,任何人介入都會前景光明。對自己經營無方導致無法利用目前的機會,我深感痛惜。”幸虧朋友們從沒懷疑過凱恩斯的金融天才,借錢給他繼續炒作外匯,而凱恩斯仍確信做空馬克、法郎和里拉是不會錯的,這次他的判斷是正確的,到1922年,凱恩斯已還清了親友們的“道德債務”,自己還賺了近3萬英鎊的純利潤。
但從1922年至1929年的7年中,有5年凱恩斯的投資收益低於《銀行家雜誌》指數,說明他的投資仍不是很成功。只是到了1929年以後,凱恩斯的投資收益才比市場表現好,顯示出他超人的投資能力。
凱恩斯1946年去世時,他的淨資產達到了411,000英鎊,而1920年其投資組合僅價值16,315英鎊。這也就是說,凱恩斯獲得了13%複利計的年收益率,在通縮嚴重,又遇到1929-1932年和1937-1938年的經濟大衰退的情況下,能取得如此優異的成績殊為不易。巴菲特在回應人們對他的老師格雷厄姆投資業績的質疑時曾提醒大家,格雷厄姆是在什麼狀況下投資的。而格雷厄姆與凱恩斯是同時代的人。
在歷史上,比凱恩斯更會在股市中賺錢的西方經濟學家只有18世紀的李嘉圖。21歲的李嘉圖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時,其財產不過區區800英鎊,30年後他去世時,留下的財產價值達到675,000-775,000英鎊,這說明他每年獲利達28,000英鎊。
據《現代經濟學的歷程》的作者馬克•斯考森介紹,李嘉圖早期的主要財源來自投機政府公債,投身規模十倍于現金市場的期貨市場。李嘉圖的一位同時代人這樣描寫他:“有人說他反應極其敏捷,能夠在大市變化時,察覺到股票(政府公債)相對價格之間可能出現的任何偶然差額。”李嘉圖主要從事短期交易,而且他“會將一大筆資產中的一小部分變現”,一般是一天200-300英鎊。李嘉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從事的都是小額交易,就算出了問題,也沒什麼好心疼的。”
19世紀初葉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政府依靠證券交易來保證不斷增加的支出,李嘉圖與他的夥伴經過激烈的競爭,獲得了1811-1815年戰爭期間所有的政府貸款承包人項目,財富再次飛速增值。
但後人並不滿足于李嘉圖的暴富僅僅是由於日積月累的一次次投機的說法,一些人認為,當時英國股市存在一個小圈子,裡面都是操縱市場的行家,他們被稱為 “熊市投機家”,因為他們往往會在政府債券市場上進行“熊市奇襲”,而李嘉圖就是這個小圈子的首腦。李嘉圖及其一黨設法使公眾出現恐慌,進而使統一公債的價格急劇下降,然後低價收購之並從較高的利息率中獲利。有人就指責李嘉圖1810年寫那本名為《金塊的高價》的小冊子的目的就是想壓低債券的價格,而且 1810年後期債券價格果然迅速下滑。
儘管凱恩斯與英國財經當局的關係要比100多年前的李嘉圖更為密切,但沒人指責凱恩斯因此而發大財。由於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股市崩潰,大牌經濟學家的影響力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1926年,一位瑞士銀行家向凱恩斯表示對未來股市的擔憂時,凱恩斯卻堅定地說:“我們的時代再也不會出現進一步的股價下跌了。”1928年年末,凱恩斯寫了兩篇文章,再次預測華爾街不會出現衰退。
當然,最慘的是美國貨幣主義學派的創始人費雪。費雪不僅寫了30多部專著,而且勤于從商,他在1912年取得了名為“羅拉代克斯”的索引卡片系統專利,即在卡片底部切一個槽,通過這個槽把卡片固定在一條金屬帶上。儘管至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在享用這個發明,當時卻沒有一家公司願意採納,費雪於是在1913年成立了生產和銷售“羅拉代克斯”的公司,12年後,公司被收購,費雪也因此身家百萬。具備企業家精神的大經濟學家很快成為20世紀20年代的“華爾街的先知”,費雪一邊大力鼓吹“新經濟”的美好未來,一邊通過保證金購買了大量的小盤成長性股票。據估計,在股市最高峰時,費雪持有的股票市值達到1,000萬美元。
1929年秋,華爾街搖搖欲墜,費雪在9月告訴《紐約時報》“股票價格可能會有所回落,但絕沒有任何崩盤的可能”。1929年10月16日星期一,離股市崩盤不到兩周,費雪發出了好幾代人都不能忘卻的預言:“股價看來永久地達到了較高的穩定水準。”
雖然當年年末道指從9月3日的最高點381跌到200點,費雪仍寫了一本名為《股市崩盤——及以後》為自己辯護,而且認為“至少就近期來說,前景是光明的”。
費雪在股市中的朋友兼對手、當時以看空聞名的技術分析家巴布森說過一句絕妙的話:“不幸的是,我不能像一個醫生那樣把自己的錯誤埋葬在四英尺深的地下。”但費雪在股市中的財富也被隨之而來的大崩潰徹底埋葬了,他妻子的姐姐很富有,才把他從破產中拯救出來。1935年,費雪在耶魯大學被強制退休,窮困潦倒,他尋找各種致富的辦法想東山再起,比如發明一種可折疊的三條腿椅子,卻無人採納。1947年,費雪患癌症去世,仍欠了親友一屁股的債。
(三)
凱恩斯在這場世界性的貨幣災難中也失去了淨資產的四分之三,其中主要是商品損失,1931年時他甚至想過要把兩幅最好的收藏畫(馬蒂斯的《脫衣》和瑟拉的《靜物》)出手賣掉,只是在最低心理價位上仍然沒有找到買主。但凱恩斯比費雪在災難中學到的東西更多,在他1930年至1931年寫作的《貨幣論》中,承認自己過去的過分判斷是錯誤的。然後,凱恩斯于1932年重新進入華爾街,到了1936年時,他的淨資產已超過了50萬英鎊,相當於今天的1,600萬英鎊。在這段時間裡,他的資本升值了23倍,而華爾街的股價同期僅僅翻了三倍,倫敦的股價則幾乎沒有動。
《凱恩斯傳》的作者羅伯特•斯基爾斯基指出,此時的凱恩斯早已把過去的投機習慣拋諸腦後。在20年代,凱恩斯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科學的賭客,他在貨幣和期貨上進行投機,想按照經濟週期來玩一把,這時他相信“預測”的高峰期,他認為可以通過預測短期變化規律,在這些市場上成為贏家。即便是在1936年,凱恩斯偶爾也會玩玩這種賭博的直覺,他一次投機小麥期貨失敗,不得不從阿根廷向倫敦調運夠全英國吃一個月的小麥,凱恩斯計畫把小麥囤積在國王學院的小教堂裡,但親自丈量後,認為只能裝下一半的小麥。凱恩斯靈機一動,要求把遠道而來的小麥鋪灑在地上,將蟲子挑出來,檢查品質,結果花了一個月時間。而這時小麥的價格又上去了,凱恩斯因此化險為夷。
不過,到了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形成了新的投資哲學——要牢牢地守住幾隻經過精心挑選的股票(他把它們稱為自己的“寵物”),在股市下跌時,一個投資者應該是買,而不是賣,找到便宜貨的期望要比屈服於大眾的恐慌心理更加理性些。
美國當代著名的投資基金經理彼爾•米勒在2005年的演講中聲稱,自己的投資理念來自於凱恩斯,並指出“這位偉大投資家”早在一份備忘錄中就已經說明,“逆向性思維”才是他的投資哲學真諦。
的確,凱恩斯多次提到類似的投資哲學,他在1937年9月給一位元法國金融記者的信中寫道:“正是在生活和行動的這個領域裡,勝利、安全與成功從來總是只屬於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如果你發現有人同意你的看法,你就應該改變你的主意。當我能夠說服我的保險公司的董事會去買某檔股票時,按照我的經驗,這就是應該賣掉這檔股票的時候了。”
如果我們認真閱讀《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十二章,會注意到凱恩斯在敘述“大傻瓜”和“選美”兩段後,緊接著寫道:
“讀者也許會提出問題:假如一個人運用自己的才能,不受這種盛行的遊戲的干擾,根據自己所作的長期預期繼續進行投資,那麼,在長時期中,他肯定能從其他遊戲者手中獲得大量的利潤。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的確有如此態度慎重的人,不管他們對市場的影響是否超過其他遊戲者,都會使投資市場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我們必須補充一點,在現代投資市場上,存在著許多壓制這種人的影響的因素。基於真正的長期預期進行投資在今天實在是太困難,以致極少有實現的可能性。試圖這樣做的人,肯定要比那些試圖以超過群眾的精確程度來猜測群眾行為的人花費更多的精力,而且還要冒更大的風險。在智力相同的情況下,前者可能要犯較多的災難性的錯誤。經驗中還沒有充分的資料可以證明:對社會有利的投資也是利潤最大的投資。戰勝時間和消除我們對未來的無知所需要的智慧要超過‘起跑在槍響之前’ 所需要的智慧。而且人的壽命有限,人性總是速效的,所以人們對迅速致富有著特殊的興趣,而一般人對將來所能得到的總要打許多折扣才能使它變為現在的價值。對於那些完全沒有賭博本領的人來說,玩這種職業投資者所玩的把戲會使他們感到討厭,甚至會使他們緊張到無法忍耐的程度。然而,那些樂於此道的人卻願意為它付出應有的代價。還有,不甚重視市場近期波動的投資者為了安全起見,必須擁有大量資金,並且不能用借來的全部資金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這是為什麼智力相等、資金相等的兩個人,從事消遣遊戲的人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報酬的又一個理由。在投資基金由人數眾多的委員會、董事會或銀行管理的情況下,在現實中,招人品評最多的人恰是那些最能提供社會利益的長期投資者,因為他們的行為在一般人眼裡,一定是怪癖、不守成規、又過分冒險。如果他們有幸獲得成功,得到肯定的也只能是人們對他們的評語。在短時期中,如果他們遭受了失敗(這是很可能的),那麼,他們不會得到多少同情與憐憫。處世哲學告訴人們:就人們的聲譽而言,循規蹈矩的失敗者要好于獨出心裁的成功者。”
也就是說,凱恩斯在1935年寫作此書的時候,他自己未必贊成“大傻瓜”和“選美”的投機遊戲,但這裡論述的是大多數人的投機行為模式,沒必要把自己的“逆向性投資哲學”等成功心得作番表白。
唉,《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部創造力極強卻很難讀懂的大書,如果我們沒有凱恩斯的投資實踐記錄及許多書信備忘錄,恐怕難以發現他真正的投資理念是什麼。
現在我們知道,凱恩斯想說的是堅持逆向性投資或真正的價值投資所遇到的巨大困難。斯吉德爾斯基發現,凱恩斯參與管理的投資公司或專案,他直接控制的力度越大,投資效益也越好。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他所掌管的“學院公款基金”,由於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下,它的資本在1920-1936年間增長了近六倍,從3萬英鎊增加到20萬英鎊,而其增值大多發生在30年代裡。“國民共同基金”和“地方保險公司”的投資決策由董事會決定,而凱恩斯只是其中的一名董事,其收益遠遠沒有那麼好。
到了1944年,凱恩斯仍為自己的投資理念到處碰壁感到無奈。1944年3月初,凱恩斯建議伊頓公學買進澳元債券,而當時一位銀行家雷德利以未來美元和澳元的聲譽不一定可靠為由拒絕。凱恩斯寫了一封信給雷德利:“很抱歉在電話裡吵了一番,我投資的中心原則是採取與多數人意見反向的操作。理由是,如果每個人都認同某個項目的優勢,那麼,其價格一定很高,因而沒有吸引力。現在很明顯,我不能兩方面兼顧——即要大多數人同意我的投資觀點。所以,如果其他有關人員對此沒有足夠的信心讓我去投資,事情的實質就成了我必須從這個不平等的戰場中退下來。你會據理力爭地說,一個機構這樣做是錯誤的,即使事後證明你成功了。那樣的話,我為什麼要浪費精力呢?”
(四)
正如莫札特的音樂那樣,凱恩斯的投資哲學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很現代很當代,且不說凱恩斯外匯、商品和證券多管齊下的投資風格與今天的對沖基金模式很契合,單就股票投資而言,他的觀點可能直接啟發了巴菲特等人。
請看:
“正確的說法是,我寧可進行一項自己有足夠信心來判斷的投資,而不是投資10種自己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的證券。”(1942年)
“如果我對資產和獲利能力滿意的話,我也準備忽視一時的價格波動。我的目標是購買具有令人滿意的資產和獲利能力以及市場價格相對低的證券。如果我做到了這一點,就同時做到了安全第一和資本獲利。所有的股票都會暴漲暴跌,安全第一的策略實際上是必不可少的。一旦你實現了安全第一,就能獲得利潤。如果一種股票具有安全、優質、價格低廉這幾種特點,它的價格一定會上漲。埃爾德•丹普斯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並沒有對這種股票很快上漲有任何預見,我選擇它因為它使我感到非常安全,除短期波動外,它在幾年內不太可能下跌。”(1942年)
“我確信皇家學院之所以投資收益較好,主要因為它把大部分資產投資在不到50只的最佳品種中。把自己的雞蛋分散在很多籃子裡,但沒有時間或機會去看看有多少個籃子的底部有沒有洞,這樣做肯定會增加風險和虧損。”(1938年)
這些看法,我們可能首先會在巴菲特的言談中聽到,現在發現,巴菲特的言談可能來自於凱恩斯。
當然,所謂“逆向性投資哲學”也是傳統智慧的一部分。我們上文曾提及人們對18世紀末的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操縱股市的指控,根據歷史記載,李嘉圖確實注意到投資公眾總是對各種事件反應過度,因而利用股價高估和低估賣出和買進,所以我們不排除他有時還會煽動這些過度買入或過度賣出的投資公眾的可能。但是,下面的一個案例是李嘉圖無法操縱的,它涉及的是逆轉歐洲命運的滑鐵盧生死戰。
1815年6月14日,也就是滑鐵盧戰役的前4天,英國政府要進行戰爭期間最大也是最後一次貸款,數額高達3,600萬英鎊。當時政府公債萎靡不振,因為貸款數額太高,而戰爭的結局仍是未知數。此項貸款共有四方參與競爭,而李嘉圖最終勝出。李嘉圖大膽地持倉極度低迷的政府債券,這是他生平中最大的一次冒險。其他投資者都在滑鐵盧戰役之前清倉,但李嘉圖沒有,他一直等到英國統帥威靈頓將軍戰勝拿破崙的驚人消息傳來,政府公債的價格頓時飛漲,而他立時成了百萬富翁。
我從斯考森的《現代經濟學的歷程》中讀到這則故事後,很是驚訝。因為我早就知道另一個與此密切相關且非常有名的故事。當時歐洲最大的銀行家羅斯柴爾德也是李嘉圖的主要商業對手,他一定沒有像李嘉圖這麼做,因為傳說羅斯柴爾德派人實地觀察滑鐵盧戰役的結果,等到威靈頓大勝後,馬上放鴿子到倫敦,羅斯柴爾德比公眾搶先一步買入公債,然後大發其財。
這真是一個絕佳的對比,一個是利用“內幕”消息或資訊靈通,比公眾搶先一步獲得成功;另一個是根據自己的獨立判斷反其道而行之,然後發達。
有趣的是,大多數人都更願意相信羅斯柴爾德,這是為什麼?
(五)
公眾不是傻瓜,他們深知反其道而行之所面臨的風險和因此所要遭受的痛苦。
真的,大多時候,反向投資與見識無關,它與能否承受心理和生理的極度恐懼有關。
李嘉圖的好朋友馬爾薩斯也是一位大經濟學家,見識不可謂不高。滑鐵盧公債發行之前,馬爾薩斯曾經讓李嘉圖為他購買5,000英鎊的債券,隨著戰爭的臨近,馬爾薩斯坐不住了,他要李嘉圖把自己的份額賣掉,哪怕只能獲得很少的利潤。結果是馬爾薩斯不僅沒能像李嘉圖那樣發財,而且經常要接受李嘉圖的資助。
在滑鐵盧戰役有了結果之前,李嘉圖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從凱恩斯的一些書信和檔案中窺出一些逆向投資者的心情消息來。
凱恩斯的投資人生曾有過三次大的失敗,分別是在1920-1921年、1928-1929年和1937-1938年間。我們已介紹過前兩次失敗,在從 1937年春季開始的大衰退中,凱恩斯竟又損失了所有財產的三分之二。由於凱恩斯從經紀商那兒大量融資投資股票,一場市場浩劫襲來,從1936年年末到 1938年年末,他的淨資產價值從506,222英鎊下降到181,244英鎊,這並不令人奇怪。雪上加霜的是,凱恩斯的財富在縮水的同時還伴隨著健康狀況的惡化,華爾街股市的下挫發生在他心臟病發作之時。
凱恩斯的貸款數量很大,但他堅持對這些股票的信心,一直不願出手。而凱恩斯的心情卻越來越緊張,1937年9月2日他從療養院寫信給朋友:“儘管我的處境仍完全正常,但我不想借一筆鉅款。我還未到變為熊市心態的地步,但在借貸上我更不願意有牛市心態。將債務降低是一個必要而又枯燥無味的、困難的過程。”
《凱恩斯傳》寫道:
“但是,這卻是現在所要採取的步驟。他的股票經紀商巴克馬斯特—摩爾公司要求他增加保證金,所以他減少債務的唯一辦法是在下跌的股市中拋售股票。股市的持續下跌對他的身體恢復起了延緩作用,而股市的短暫復蘇和接踵而來的更嚴重的崩盤,對他的心臟也產生了衝擊。他在10月10日給母親的信中說:‘市場糟透了,但我的感覺是價格現在已經跌到了穀底。’事實上,華爾街在九天后又大跌了一次。莉迪婭在11月的治療日記中寫道:‘股市暴跌對健康是致命的打擊。’1937年11月16日,梅納德給國民保險銀行的 G•H•萊克奈爾的信中說:‘當然,我認為拋售的時機應當在春季,但在當時十分難以確認。”
凱恩斯所主導的包括國王學院、國民地方保險公司、國民人壽保險公司等機構的投資也有慘重的損失,1937年,國民人壽保險公司的帳面資本損失了641,000英鎊。臨時代理凱恩斯出任主席的寇松不斷要求拋售股票,1938年3月18日凱恩斯寫信給寇松,說“第一,我不相信低價拋出是對沒能在高位時出手的一種補償……價格不合理地跌至合理價值以下時,往往會經歷一段長時間的沉寂,此時彌補以前的失誤已為時過晚,正確的選擇是靜觀不動。第二,市場已走向低谷而手中仍持有股票,對此我並不汗顏。我並不認為,一個機構或一個嚴肅的投資者應在市場下挫時隨時準備割肉斬倉,或者一旦手中的股票下跌就陷於自責中……一個投資者的目標或者說應有的目標應當是長期收益,這也是評價投資者的唯一依據……至於在市場進入低谷前,我們應全部拋出股票,換成現金,這種想法不僅異想天開,並且有損於整個體制。”
然而,國民人壽保險公司1938年一季度資本損失高達231,000英鎊,讓機構中的悲觀主義更為彌漫。凱恩斯又寫了幾封信給該機構中另兩位同事,信中這樣寫道: “這並不意味著我反對在市場價格逐漸回升時逐步售出,正如我喜歡在市場下跌時逐漸買進。我對市場反應的準確色調(如果可以這樣比喻的話)在其他場合表現得更明顯,從去年10月到今年3月,我一直在適量買入,而10月前未能及時大量售出,結果是3月31日我在美國投資的帳面價值達到了最高點。從5月到現在,在價格逐漸上揚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分批售出,售出量已超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的買入量,應當說,普通股出手量比你認為合適的14%還要高。但實際倉位並沒有明顯減輕,因為售出的一半的普通股又投資於債券和優先股。事實上迄今為止,我一直在利用這段行情提高證券的品質而不是減少數量。但以後我不傾向於在品種間換來換去,而且在市場每一次彈升時都應減輕倉位。假如市場總體回升達到10%-20%,我的售出將會較慢。但當市場再上漲到20%時,市場會異常活躍。假如再出現一個20%-30%的上漲時,市場恐怕會進入危險地帶。”寇松和董事會對凱恩斯的說法不以為然,凱恩斯於是在1938年10月辭去國民人壽保險公司董事會主席的職務,並向一位朋友解釋說:“一個人對他覺得最不滿意的那些活動就應當加以放棄。”這似乎又回到1935年凱恩斯寫《通論》時的預言:“處世哲學告訴人們,就人們的聲譽而言,循規蹈矩的失敗者要好于獨出心裁的成功者。”
隨著華爾街的復蘇,事實證明了凱恩斯的遠見。然而,二次大戰的陰影襲來,人們開始憂慮它對股市所造成的傷害。凱恩斯再次表示出了他的樂觀主義:
“如果戰爭真的爆發,我看也沒有什麼可怕。金邊債券市場的價格是固定的,而且我相信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借款利息不會高於3.5%。從長遠看,如果大戰爆發引起通貨膨脹,會對股票市場極為有利。當然,其前提是私人資本主義制度能生存下來。
作為一名投資者,更有理由懼怕長期的焦慮和擔心,而實際上沒有爆發戰爭。但我懷疑去尋找更好的隱蔽所,對於個人和集體是否有什麼好處。毫無疑問,正確的策略是要把目標定在可行的範圍內,而不是過多地考慮資本價值。我不認為目前的盈利水準特別差,也不可能差,指數表明,有價證券的下跌與利潤降低並不成比例,目前困擾我們的是對於資產流動性的偏好。也難怪如此,任何人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力和勇氣,才能度過這個時期。對於一個長期投資的機構來說,不會有避難所,而且也不應有。你可以這樣安慰自己:假如明年價格再度下挫(市場總體下跌10%-15%或者更多),大家保證金都不夠,那時就沒有什麼可羞愧的了。這的確是一種冷靜地接受共同命運的態度,而不必太瘋狂地奮鬥,期待與眾不同的業績。”
下面是凱恩斯在1938年5月8日致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財產委員會的備忘錄的一部分,從1937年8月31日至1938年1月1日,短短4個月內,學院的股票貶值了足足20%,財務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惶惶不安,而凱恩斯卻是寵辱不驚,娓娓道來。這可能也是凱恩斯對自己的投資生涯與經驗的最好總結:
“事實上,我從以上經歷接受的主要教訓是與我20年前開始時相信的正好相反,當時我第一次建議學院投資普通股,當時我相信可以採用當時被稱為信用週期的策略獲利,即蕭條時持有股票,繁榮時售出。我們購買了包括每一主要行業的少量熱門股票。自那時起,出現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和劇烈的市場漲跌。我們在價格大跌時購買了一些股票,這一點相當成功,然而我們卻沒能較好地在不同的貿易週期的階段利用有規律的市場運動買賣普通股票。比如,在過去的9年中,曾有兩次,我們的這類投資在短短幾個月中總體損失了20%- 50%,而我們沒能逃避這種週期運動。事實上,我兩次都在某種程度上預見了災難,然而,這些短期的嚴重損失及沒能有效利用市場波動並沒有影響最終成功的投資效果。
“通過這些經歷,我清楚地認識到,由於各種原因進行大量投資轉移是不切實際的,而且確實不可取。那些售出過晚、購入太晚的人,反復操作會增加大量費用,並產生極易波動的投機心態。如果這種心態傳播開來,將會加劇對社會嚴重不利的市場波動。現在我認為,成功的投資取決於三個原則:
“(1)仔細選擇幾項投資(或幾種類型的投資)。應考慮到該項投資目前的價格與幾年後可能出現的實際價格以及投資項目的內在價值,同時還要與其他可供選擇的項目進行比較。
“(2)長期大量持有這些股票。也許要堅持幾年並直到價值完全顯現出來,或者明顯有證據表明購買這些股票是一種錯誤。
“(3)合理的投資組合。過於集中地持有某些品種存在各種各樣的風險,如果可能的話,應戰勝風險(例如在選擇其他有價證券時,應持有黃金股票,因為黃金股票往往與市場漲跌反向波動)。
“用15先令的價格賣出1英鎊,同時希望用12先令6便士的價格買回的做法是錯誤的。而拒絕用15先令買1英鎊也是錯誤的,你的理由是這1英鎊不可能是真的(大量經驗表明,用15先令有時可以買到1英鎊。因為這時很多人都在等待它下跌到12先令6便士)。另外一條重要的法則是避免第二等級所謂安全投資。這樣的股票不會上漲,而且必然會下跌。這是普通投資者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理想的投資組合應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購買完全有把握未來能獲利的品種(它們未來的升值和貶值取決於利率);另一部分是相當看好的有價證券,它的大幅升值可以補償那些即使用世界上最高超的技巧操作也難逃厄運的相當數量的投資專案。
“以下事例可以證明,選擇正確的股票比正確利用市場的波動在熱門股票和現金之間來換手能夠獲得更多的利潤。如果後者的目標在於(如果對大額投資負責任的話)尋找某些特殊股票,那麼應避免在跌勢上難以大批出手的品種,而且組合必須包括若干極易轉換的熱門股票以分散風險。這意味著,指數的波動可以作為與投資策略相關的實際價值運動的導向。選用的指數顯示(1月1日公佈的指數),1929年和1937年有兩個高峰,1932年或1933年和1938年有兩個低谷。英國股市從100點下跌到50點,又漲到90點,然後回落到74點;美國股市從149點下跌到46點,回升到88點,然後回落到55點。這些1月1日指數公佈的並不是絕對的高峰和低谷,但那些平均在100點賣出英國股,又在50點的價格重新投資,再以90點賣出,74點買進(同樣,美國股市在149點售出,46點買進,88點售出,55點買進)的人一定是在預測信貸運動週期方面有超人的技巧。如果他用一半資金買進英鎊證券、另一半買進美元證券的話,除去他在操作中損失5%的利率,他已經在9年內將投資價值從100提高到182。事實上,“賈斯特”的投資值在這段時期內從100提高到262,因此,升值(162%)幾乎是那個信貸週期天才盈利的兩倍。
“市場蕭條是無法躲避的,只能靠清醒和耐心度過難關。在低谷時期,你可以尋找一些相比之下不合理下跌的證券進行投資,這樣做往往比來回進出市場更為可取。投資者的心態一定不能受股票每日價格起伏的影響,也不能因市場一時的震動失去理智。你不瞭解價格波動的幅度,正如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並不意味著你的投資是安全的。目前投資農產品比投資錫礦要危險得多,而我們購買瓦拉比項目一直是比“賈斯特”的普通股風險更大、獲利更少,而且麻煩更多。
不幸的是,事實上,資本市場的現代結構要求上市證券的持有者比擁有其他形式財富的人更有膽量、耐心和意志。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投機者有時比投資者更為安全,這一點我曾在委員會上講過。投機者是一個知道他自己所冒風險的人,而投資者是一個對此一無所知的人。任何證券投資的管理人員都是低生活目標的追求者,他沒有社會價值,至多是憑技巧取勝的遊戲的配角。然而,投資瓦拉比項目的正確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建設性的、對社會有益的企業,在這裡,我們可以發揮一個真正的企業家的作用,我們團體中的許多人都有理由為自己能為此發揮作用而感興趣。我對財產委員會——從他們一本正經的面孔和沉著冷靜的風度可以看出——對從股票市場獲得利潤或虧損的處變不驚的姿態表示歡迎,他們對農業收成的好壞大喜大悲。當然,無論如何應時時剖析我們所做的事情及我們的投資原則,這樣做可能更為有價值和明智。”
後記
十幾年前,我從伯頓•麥基爾的《漫步華爾街》中瞭解到凱恩斯的“大傻瓜遊戲”與“選美比賽”,印象非常深刻,覺得這確實是投機經驗之談。後來,又看了幾遍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第12章,但總覺得有點彆扭。1998年,我讀到了凱恩斯文集《投資的藝術》,發現凱恩斯的投資實踐和理念十分豐富,並不似“大傻瓜”和“選美比賽”這麼簡單。我就有了寫一篇有關凱恩斯投資哲學的讀書筆記的計畫,可一來自己對凱恩斯的投資哲學理解不深,二來《投資的藝術》的中文翻譯也有毛病,所以遲遲沒有下手。我想了好多年,漸漸悟出所謂的“選美比賽”是一種不良的投資習慣(相信很多老投機同志一定會跟我急),因為總得看別人“臉色”行事的投機行為要長期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而真正成熟的凱恩斯投資哲學與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和其他大家的成功之道不謀而合。嚴格地說,凱恩斯在投資理論上的地位與格雷厄姆並駕齊驅,在投資實踐上,還要比格雷厄姆技高一籌,凱恩斯不愧為傑出的投資大師。所以,我的這篇讀書筆記儘管寫得比較粗淺,畢竟作了些許嘗試。
2008年8月12日 星期二
李驰:最佳击球点
2008年08月04日 05:52 理财周报
李驰/口述
理财周报约我谈为什么上月在“财篮子”专栏里写“最佳击球机会近在咫尺”。
最佳击球机会一定不是指什么个股都有机会,但肯定是有一些个股已经出现了击球机会。现在很多好公司的股票价格是被大小非卖掉下来的,有一些已经很便宜了。同威的思路是很明确肯定的,就是好公司便宜了就可以买进。进场:这次我肯定做波段,不做长线
其实,对于目前市场阶段的看法,我7月初在博客上用了一个不明确的词,暂时底部,一天后判断更加明确,改成了中期底部。
中期看到多远呢?几年叫中期,几个月也叫中期,就是说,股指不会像2007年那样单边上涨一下子冲到6000点。至于具体能到多少点位,有多大的空间,市场一热闹,就不好说了。如果我知道去年会疯狂涨到6000点以上,也不会在8月份5000点的时候就清仓了。
我们只知道冷清便宜的时候买,热闹的时候、贵的时候卖。买股票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买。低买高卖,说着简单,做到其实很难。
你问我中期底部这一次会拿多久?我肯定是做大波段,不做长线。
现在我们也认为大盘有可能还在下坡中,在目前的点位再跌200多点完全有可能。但是最后究竟能否到2500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去做点位预测。
做投资判断关键不是看大盘点位,而是看个股,看有没有操作上的意义。到了2500了,许多人就改到看2000点,到了2000点时又改到看1800点,没有一个标准,我们需要有一个事前设定好的点位标准,甚至要半年前就应该有个预测,达到了预测标准就应该果断进场。
我们从来都不惧怕底部盘整的时间很长,我们只关心买的股票是不是已经开始便宜了。我们判断,部分个股的股价目前是便宜的,指数跌到现在这样的位置也是不合理。有悲观过度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场了。
买什么:金融股有反抽机会
那怎么判断股票的便宜和贵呢?我们认为主要还是通过市场整体P/E(市盈率)、个股单一的P/E、P/B(市净率)等等方法、指标。对于中国的银行股而言,P/B我认为2到3倍都是合理的,国内银行的P/B要像国外那样很快达到1倍是比较困难的。去年我们卖掉招行和万科,就是认定它们当时的P/E、P/B都太高了,认定它们的估值要掉下来,后来发生的事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对于目前走势很牛的农产品之类的股票,我认为,我弄不懂。但如果我弄懂了,我也不会投资相关股票,我要做就会做农产品期货,赚个五六倍也不是难事;但如果弄不懂,我就什么也不会做。
我们现在看得明白的还是那些以前热闹过、现在跌得很厉害的蓝筹股,主要是金融股。这些股票都有较大的反抽机会。对于这一段时间的行情,我们的认识就是中级反弹。
现在的银行股已经很安全了。假设银行股不会迅速衰退,每年利润增长在多少算是好的?可以说,现在的增长都已经相当好了,工行上半年比去年净利润同比增幅在50%以上,招商银行增幅竟然在100%以上。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7块多钱的交通银行,现在已经很便宜。它是A股比港股8.8折后价格还低的那几只股票之一。
三年前我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我说林园说招行会到40元是可能的,很多人说疯狂,我认为可能。我当时估计招行到2008年净利润上到100亿,如果给到市场疯狂的上限60倍PE的话,就是6000亿市值,除以147亿股,正好是43块钱。去年这个价格竟然就提前达到了。可见市场当时多疯狂。今天来看,招行2008年半年收益就已经达到100亿。可见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多么保守!
为什么40元的中国平安值得买
我们的选股标准是第一风险要低,尽管这不能保证你立即赚钱,但这个原则可以保证你中期不亏钱。这也是我们一直向客户反复强调的投资原则。
什么样才算风险低?公司一定要好,即使买贵了一点点,套了熬一段时间也可以涨回来,当然这样就会减少投资收益。如果我们要想赚得多,就一定不能在高位买,哪怕这家公司非常优秀。
我们就专等着好公司出事,出事了才是最好的买入时机!如果优秀公司出了事,反而不敢买了,那我倒要问,贵不敢买,便宜也不敢买,你到底是想什么时候买?那些经过几十年证明是好公司、行业龙头的公司都是我们眼里的好股票。
像中国平安这种公司,我永远都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中国首富将要出现或者已经悄悄地出现在了中国平安这样公司的投资者中。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平安是一个优秀公司,不需要再花20年来求证它。对最近投资富通亏损不计提的事情,我认为,即使计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我们如果投资了几十只股票,大部分对,有两三个错,不会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就像开车一样,老不出点小事,我还担心以后会出大车祸,我还想是不是要经常刮一下,噌一下才好。做股票,不可能精密地正确,近距离看巴菲特卖中石油,卖出时机看似很臭,卖的价格不很好,但他一样是值得赞赏。中国平安在多少钱以下是比较安全的边际?我觉得现在的价格已经不贵
中国平安能保持多少的年增长率?这个我不好说,虽然希望也是30%,但是估计这么大的公司很难达到,经过一轮熊市后,大家,包括我们都需要把预期收益大大降低。
但是中国平安与万科不同,万科只是分享房地产行业的增长,中国平安却是分享中国整个经济的增长。简单地说,房价波动,上上下下,对地产股股票价格影响很大。但平安的商业模式是不断地通过卖保险单、加大管理的资金量来增大可被投资的资本,然后通过投资盈利。
中国平安的很大一部分利润是透过股票投资、PE投资来实现的。全部保险公司都是这个玩法。优秀的保险公司一定是把别人的钱以便宜成本拿过来,归到一个优秀的投资总监那里来管理增值,管好了就很赚钱。这是一个正常的保险公司赢利模式。
巴菲特之所以能做到今天,也就是因为伯克希尔保险公司的投资总监做得很优秀,让他手下一直管理的资产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增长。
保险公司如果不做投资,或者做得不成功,它的股票价格还上涨就不正常,或者说上涨肯定不能持续。中国平安受到一个熊市周期的影响,从149元跌到40多元,资产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已经充分体现。也可能后面一两年,它还会受到熊市周期的影响,股价一直在40到100元内波动,但我们认为继续下跌的风险已经很小了。
李驰/口述
理财周报约我谈为什么上月在“财篮子”专栏里写“最佳击球机会近在咫尺”。
最佳击球机会一定不是指什么个股都有机会,但肯定是有一些个股已经出现了击球机会。现在很多好公司的股票价格是被大小非卖掉下来的,有一些已经很便宜了。我们的思路是很明确肯定的,就是好公司便宜了就可以买进。
可能两到三年的大底 就是在7月3日探明的
中国平安(601318行情,爱股,资讯)后面是否会到20元、10元?这个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你不买或者卖掉一定会有老外们去买它。因为它已经比香港的H股便宜了。我们经常看到QFII抄底某只股票的例子。人家是站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来看的,长到10-12年时间,这样看问题就会简单点。
这个时候不进场,你等到什么时候进场?可能没有机会进场了,可能两到三年的大底就是在7月3日探明的。当时谁知道呢?只有等你回过头才知道。
这一轮的很多好股票是大小非砸下去的。老外们会来捡便宜货,我们这些人现在就已经开始捡了。
确实,大小非成本低,像以前,我们2005年左右增持的金蝶国际,有个外资,突然不能买香港创业板的股票了,于是就大量集中抛售他们以前买的当时在创业板上的金蝶国际,于是股价就狂掉下来,从3块多一路跌到1块多(现在的金蝶已经一股变四股),所以一旦有无缘无故的沽压出来的时候,你研究清楚的好公司就是介入的好时机。
一两年前是1块多的优秀公司股票,两三年后涨过一波后跌下来还是1块多,这就是第二次最佳击球点。
价格的错位有很多原因,就像一只基金,新任老总说不能买香港创业板股票,而当初他们买了,现在换了老总,就全部需要卖光,好了,错杀开始,新买点出现。现在的情况相似,一些大小非终于可以卖出锁了一年的股票了,如果在我们认为很便宜的价位他们非要卖,我们认为惟一的原因就是,大小非们在目前的价位觉得已经赚了不少,他们是在卖,可这次一样会有许多我们这样计算明白的人在买。
牛市初期是你往上不敢想,熊市初期是你往下不敢想,但是这一次熊市,一个是跌的时间很多人想错了,跌得很快;一个是跌的幅度很多人想错了,跌幅很大。正好,这些错误就是我们下一次正确的开始。一个跌幅巨大,一个跌得时间短,这两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以后就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事了。
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复制过巴菲特
很多人把我往价值投资上靠,称作“复制巴菲特”,其实这是媒体给的称号。
同威的投资风格其实是很灵活的。我们一直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但是我们一直都有卖股票。这跟对中国经济有没有信心完全是两回事情。
什么是价值投资?好公司加价格便宜时买进,这就是价值投资。但价值投资什么时候卖?持有多长时间?包括巴菲特在内谁都没有很精准的说法。这就是我们可以发挥的空间。没有人跟你讲,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在实践。
我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复制过巴菲特,我们在市场上已经操作十多年,只是后来我们拿过巴老的书来一看,研究了一下,发现风格很像。
A股原来哪有按照巴菲特的标准可以买的公司呢?前几年按巴老的标准,有合适的股票吗?没有!长虹发展是巴式股吗?不是!那些ST、PT,是巴式股吗?更不是!
做投资快17年,你问我最大挑战是什么,我感觉是,停止自己总是想做一些动作的想法是最难的。又比如,我以前在怕的时候也想卖掉股票,涨的时候也想贪赚快钱而追高,但是做投资就是要戒贪戒怕。换言之,战胜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弱点是最难的事。
(根据独家专访李驰记录整理,分上下刊发。理财周报记者 谢舒 陈阳/文)
李驰/口述
理财周报约我谈为什么上月在“财篮子”专栏里写“最佳击球机会近在咫尺”。
最佳击球机会一定不是指什么个股都有机会,但肯定是有一些个股已经出现了击球机会。现在很多好公司的股票价格是被大小非卖掉下来的,有一些已经很便宜了。同威的思路是很明确肯定的,就是好公司便宜了就可以买进。进场:这次我肯定做波段,不做长线
其实,对于目前市场阶段的看法,我7月初在博客上用了一个不明确的词,暂时底部,一天后判断更加明确,改成了中期底部。
中期看到多远呢?几年叫中期,几个月也叫中期,就是说,股指不会像2007年那样单边上涨一下子冲到6000点。至于具体能到多少点位,有多大的空间,市场一热闹,就不好说了。如果我知道去年会疯狂涨到6000点以上,也不会在8月份5000点的时候就清仓了。
我们只知道冷清便宜的时候买,热闹的时候、贵的时候卖。买股票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买。低买高卖,说着简单,做到其实很难。
你问我中期底部这一次会拿多久?我肯定是做大波段,不做长线。
现在我们也认为大盘有可能还在下坡中,在目前的点位再跌200多点完全有可能。但是最后究竟能否到2500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去做点位预测。
做投资判断关键不是看大盘点位,而是看个股,看有没有操作上的意义。到了2500了,许多人就改到看2000点,到了2000点时又改到看1800点,没有一个标准,我们需要有一个事前设定好的点位标准,甚至要半年前就应该有个预测,达到了预测标准就应该果断进场。
我们从来都不惧怕底部盘整的时间很长,我们只关心买的股票是不是已经开始便宜了。我们判断,部分个股的股价目前是便宜的,指数跌到现在这样的位置也是不合理。有悲观过度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场了。
买什么:金融股有反抽机会
那怎么判断股票的便宜和贵呢?我们认为主要还是通过市场整体P/E(市盈率)、个股单一的P/E、P/B(市净率)等等方法、指标。对于中国的银行股而言,P/B我认为2到3倍都是合理的,国内银行的P/B要像国外那样很快达到1倍是比较困难的。去年我们卖掉招行和万科,就是认定它们当时的P/E、P/B都太高了,认定它们的估值要掉下来,后来发生的事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对于目前走势很牛的农产品之类的股票,我认为,我弄不懂。但如果我弄懂了,我也不会投资相关股票,我要做就会做农产品期货,赚个五六倍也不是难事;但如果弄不懂,我就什么也不会做。
我们现在看得明白的还是那些以前热闹过、现在跌得很厉害的蓝筹股,主要是金融股。这些股票都有较大的反抽机会。对于这一段时间的行情,我们的认识就是中级反弹。
现在的银行股已经很安全了。假设银行股不会迅速衰退,每年利润增长在多少算是好的?可以说,现在的增长都已经相当好了,工行上半年比去年净利润同比增幅在50%以上,招商银行增幅竟然在100%以上。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7块多钱的交通银行,现在已经很便宜。它是A股比港股8.8折后价格还低的那几只股票之一。
三年前我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我说林园说招行会到40元是可能的,很多人说疯狂,我认为可能。我当时估计招行到2008年净利润上到100亿,如果给到市场疯狂的上限60倍PE的话,就是6000亿市值,除以147亿股,正好是43块钱。去年这个价格竟然就提前达到了。可见市场当时多疯狂。今天来看,招行2008年半年收益就已经达到100亿。可见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多么保守!
为什么40元的中国平安值得买
我们的选股标准是第一风险要低,尽管这不能保证你立即赚钱,但这个原则可以保证你中期不亏钱。这也是我们一直向客户反复强调的投资原则。
什么样才算风险低?公司一定要好,即使买贵了一点点,套了熬一段时间也可以涨回来,当然这样就会减少投资收益。如果我们要想赚得多,就一定不能在高位买,哪怕这家公司非常优秀。
我们就专等着好公司出事,出事了才是最好的买入时机!如果优秀公司出了事,反而不敢买了,那我倒要问,贵不敢买,便宜也不敢买,你到底是想什么时候买?那些经过几十年证明是好公司、行业龙头的公司都是我们眼里的好股票。
像中国平安这种公司,我永远都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中国首富将要出现或者已经悄悄地出现在了中国平安这样公司的投资者中。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平安是一个优秀公司,不需要再花20年来求证它。对最近投资富通亏损不计提的事情,我认为,即使计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我们如果投资了几十只股票,大部分对,有两三个错,不会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就像开车一样,老不出点小事,我还担心以后会出大车祸,我还想是不是要经常刮一下,噌一下才好。做股票,不可能精密地正确,近距离看巴菲特卖中石油,卖出时机看似很臭,卖的价格不很好,但他一样是值得赞赏。中国平安在多少钱以下是比较安全的边际?我觉得现在的价格已经不贵
中国平安能保持多少的年增长率?这个我不好说,虽然希望也是30%,但是估计这么大的公司很难达到,经过一轮熊市后,大家,包括我们都需要把预期收益大大降低。
但是中国平安与万科不同,万科只是分享房地产行业的增长,中国平安却是分享中国整个经济的增长。简单地说,房价波动,上上下下,对地产股股票价格影响很大。但平安的商业模式是不断地通过卖保险单、加大管理的资金量来增大可被投资的资本,然后通过投资盈利。
中国平安的很大一部分利润是透过股票投资、PE投资来实现的。全部保险公司都是这个玩法。优秀的保险公司一定是把别人的钱以便宜成本拿过来,归到一个优秀的投资总监那里来管理增值,管好了就很赚钱。这是一个正常的保险公司赢利模式。
巴菲特之所以能做到今天,也就是因为伯克希尔保险公司的投资总监做得很优秀,让他手下一直管理的资产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增长。
保险公司如果不做投资,或者做得不成功,它的股票价格还上涨就不正常,或者说上涨肯定不能持续。中国平安受到一个熊市周期的影响,从149元跌到40多元,资产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已经充分体现。也可能后面一两年,它还会受到熊市周期的影响,股价一直在40到100元内波动,但我们认为继续下跌的风险已经很小了。
李驰/口述
理财周报约我谈为什么上月在“财篮子”专栏里写“最佳击球机会近在咫尺”。
最佳击球机会一定不是指什么个股都有机会,但肯定是有一些个股已经出现了击球机会。现在很多好公司的股票价格是被大小非卖掉下来的,有一些已经很便宜了。我们的思路是很明确肯定的,就是好公司便宜了就可以买进。
可能两到三年的大底 就是在7月3日探明的
中国平安(601318行情,爱股,资讯)后面是否会到20元、10元?这个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你不买或者卖掉一定会有老外们去买它。因为它已经比香港的H股便宜了。我们经常看到QFII抄底某只股票的例子。人家是站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来看的,长到10-12年时间,这样看问题就会简单点。
这个时候不进场,你等到什么时候进场?可能没有机会进场了,可能两到三年的大底就是在7月3日探明的。当时谁知道呢?只有等你回过头才知道。
这一轮的很多好股票是大小非砸下去的。老外们会来捡便宜货,我们这些人现在就已经开始捡了。
确实,大小非成本低,像以前,我们2005年左右增持的金蝶国际,有个外资,突然不能买香港创业板的股票了,于是就大量集中抛售他们以前买的当时在创业板上的金蝶国际,于是股价就狂掉下来,从3块多一路跌到1块多(现在的金蝶已经一股变四股),所以一旦有无缘无故的沽压出来的时候,你研究清楚的好公司就是介入的好时机。
一两年前是1块多的优秀公司股票,两三年后涨过一波后跌下来还是1块多,这就是第二次最佳击球点。
价格的错位有很多原因,就像一只基金,新任老总说不能买香港创业板股票,而当初他们买了,现在换了老总,就全部需要卖光,好了,错杀开始,新买点出现。现在的情况相似,一些大小非终于可以卖出锁了一年的股票了,如果在我们认为很便宜的价位他们非要卖,我们认为惟一的原因就是,大小非们在目前的价位觉得已经赚了不少,他们是在卖,可这次一样会有许多我们这样计算明白的人在买。
牛市初期是你往上不敢想,熊市初期是你往下不敢想,但是这一次熊市,一个是跌的时间很多人想错了,跌得很快;一个是跌的幅度很多人想错了,跌幅很大。正好,这些错误就是我们下一次正确的开始。一个跌幅巨大,一个跌得时间短,这两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以后就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事了。
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复制过巴菲特
很多人把我往价值投资上靠,称作“复制巴菲特”,其实这是媒体给的称号。
同威的投资风格其实是很灵活的。我们一直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但是我们一直都有卖股票。这跟对中国经济有没有信心完全是两回事情。
什么是价值投资?好公司加价格便宜时买进,这就是价值投资。但价值投资什么时候卖?持有多长时间?包括巴菲特在内谁都没有很精准的说法。这就是我们可以发挥的空间。没有人跟你讲,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在实践。
我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复制过巴菲特,我们在市场上已经操作十多年,只是后来我们拿过巴老的书来一看,研究了一下,发现风格很像。
A股原来哪有按照巴菲特的标准可以买的公司呢?前几年按巴老的标准,有合适的股票吗?没有!长虹发展是巴式股吗?不是!那些ST、PT,是巴式股吗?更不是!
做投资快17年,你问我最大挑战是什么,我感觉是,停止自己总是想做一些动作的想法是最难的。又比如,我以前在怕的时候也想卖掉股票,涨的时候也想贪赚快钱而追高,但是做投资就是要戒贪戒怕。换言之,战胜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弱点是最难的事。
(根据独家专访李驰记录整理,分上下刊发。理财周报记者 谢舒 陈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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